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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和谐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者:赖保荣




  书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道德经》,不仅在中华民族传承的历史中愈益生辉,而且早在唐代就被译成梵文流传国外。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在我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上个世纪初,《道德经》在世界上已有七八十种外文译本,几乎每一种语言都至少有一种译本。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西方,除了基督教的《圣经》之外,就属《道德经》的译本种类最多。《道德经》博大精深的思想,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一文化遗产之所以引起人类心灵的共鸣,在于其中包含的和谐文化,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怀。
  
  一、和谐是《道德经》的核心主题
  
  按照《道德经》的思想,“道”是宇宙万物创生的根源,是世界的终极法则。而“道”的本性就是“自然”,它“自化”成万物并使万物自然而然地变化。道创生万物是“常自然”的,也就是完全没有预先设定的目的,万物按其本性自然地生长发展,不受异己的干涉得以自我实现其本性,形成和谐有序的世界。这是一种宇宙自然生成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和谐就是世界自身发展始终指向的目标。
  对于自然之“道”如何生成万物的问题,《道德经》第四十章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五十一章进一步解释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段话是老子描述的关于宇宙创生和演化的基本图式。在这里,“一”指“道”自身的一气,万物皆由一气化生,这就是“道生之”;“二”指一气分化出的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是万物质料,这就是“物形之”;再加上阴阳二气交合而生的和气,从而实现由阴气、阳气、和气“三生万物”。“冲气以为和”就是“势成之”,即“和”是形成万物的机制。“和”即和谐。万物本来就是通过和谐而产生的,万物也只有在和谐的状态中才能存在和发展。这里说明,和谐作为“道”生万物的机制,是“道”的本质属性。其所以成为“道”的本质属性,又在于“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第二章)对立的两方,是通过“和”而达到统一的,这是永恒的道理。由此可见,“和”是《道德经》中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
  在《道德经》中,第 二、 四、 四十二 、五十五、 五十六、 七十九等章都运用“和”这个概念阐述有关问题。其中,第五十五章认为“和之至”才能达到“德之厚”,“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也就是说,最充分的“和”才能达到最深厚的“德”;认识了“和”就是懂得了“常道”,这样才能达到高明的境界。不知“和”也就不知“常道”,不懂“常道”之理,违反和谐之“势”去行动,必遭遇凶险。
   在《道德经》中,还有许多与“和”相关的概念,“和”与这些概念组合成“和善”、“随和”、“柔和”、“和气”、“祥和”等等观念。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这些观念都是用来颂扬美德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观念,早已通过《道德经》的和谐文化传播而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道德经》和谐思想的丰富内涵
  
  《道德经》论述“玄之又玄”的“道”,不是脱离实际去坐而论道,而是在确立“道”的法则后,“惟道是从”,按照“道”的要求去实践和行事。“道”的根本要求是什么?就是“知和”,就是要懂得万事万物都应当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这样,从实践和行事方面去认识,唯一的“道”又具体化为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君之道、国之道等丰富的具体内容。而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惟道是从”,也就是必须惟和谐之道是从。
  从天之道、地之道来说,天地之道也就是自然之道。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自然本身是无目的的,但无目的地运动的自然却能创造出秩序井然的和谐世界。因此,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顺应自然地利用自然,不能以自身的主观意志随意地改变自然万物的本性,强求自然与自身一致。也就是要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从人之道来说,《道德经》讲道、天、地、人这“域中”的“四大”时,特别突出“人居其一”,这里表明“道”不是一个挂空的概念,而是通过人的生命体现出来的。在《道德经》中,道或自然是基点,人则是中心。以道和自然为本,和以人为本是一致的。“人之道”又分为个人之道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道两个方面。个人之道的要求是贵己养生,身心和谐,知足常乐;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道德经》对如何达到和谐作了许多论述。如第五十六章说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还有“知常容,容乃公”,“不争”、“上善若水”等等,都是达到人与人关系和谐的要求。
  从君之道来说,《道德经》认为治国者的统治方式应是无为而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为“无为而治”才能达到“无不为”、“无不治”的目的。老子要求治国者必须深刻认识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57 章)具体要求则有:不刻意彰显差别,扩大分歧,制造对立,这样,才能减少冲突,达到社会安定;优秀的治国之君要“常无心”,“无心”是无一己之心,而是“以百姓心为心”( 49 章);对天下各种各样的人,要一视同仁,“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按这些要求去做,国家才和谐太平。同时,老子亦不提倡儒家虚设的仁义,认为如果强调表面的形式化的道德规范,那么人的纯朴本性就会丧失,内在的忠信观念就会淡薄,从而造成种种的社会弊病。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18 章)老子认为,“仁义”是大道不行才出现的,“孝慈”是六亲不调而提倡的,“忠臣”是由于国家昏乱才显示出来的。相反,就能推理出如果大道流行,社会和谐,国家太平,则仁义、孝慈、忠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老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的淡薄、忠信递降的结果。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38 章)老子认为舍道治而倡仁义,是舍本求末。但是,老子否定的不是仁义礼智的内涵,而是以仁义为文饰、造作的现象,有心为善反而助长了人们的虚伪,老子认为善须出自本性,非有心为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38 章)统治者制定的礼乐,如果是用来束缚老百姓的行为,那么社会生产就会停滞不前,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日益走向贫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57 章)。老子提出只有“绝仁弃义”,才能恢复“民复孝慈”的和谐社会。
  从国之道来说,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要想国家与国家和谐,老子认为首先是自己国家要和谐。“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1 章)其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要相互谦让,取得相互信任,特别是大国要担负起主要责任,“治大国若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制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61 章)。这里包含着国与国之间应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思想。
  
  三、弘扬《道德经》和谐文化的重大现实意义
  
  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塑造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特有的中华民族优秀品格。作为中华文库瑰宝的《道德经》,将和谐文化提高到道之至高的地位,对形成我们的民族品格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内蕴。
  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说:“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局势奇谲多变。在世界局势的变动中,人们都注意到了其中包含文明的冲突。现在,西方学者惊呼“西方的没落”,世界出现了一股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复兴的潮流,也就是以东方文化影响世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洪流,正形成奔腾之势向世界涌动。
  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高。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国的任务已经提到我们面前。我们要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国,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赋予她新时代的内涵。随着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从国内到世界,都涌动着一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道德经》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几经重大变革。每次变革,都引起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震荡。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随着全球时代主题的变化、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改革开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如何调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为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我们国家的新一代领导,已经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指导理念。在这样的世界和国内新环境中,弘扬《道德经》的和谐文化,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道德经》这一文化瑰宝,在新的历史时代必将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