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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和谐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者：赖保荣
一、和谐是《道德经》的核心主题
按照《道德经》的思想，“道”是宇宙万物创生的根源，是世界的终极法则。而“道”的本性就是“自然”，它“自化”成万物并使万物自然而然地变化。道创生万物是“常自然”的，也就是完全没有预先设定的目的，万物按其本性自然地生长发展，不受异己的干涉得以自我实现其本性，形成和谐有序的世界。这是一种宇宙自然生成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和谐就是世界自身发展始终指向的目标。
对于自然之“道”如何生成万物的问题，《道德经》第四十章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五十一章进一步解释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段话是老子描述的关于宇宙创生和演化的基本图式。在这里，“一”指“道”自身的一气，万物皆由一气化生，这就是“道生之”；“二”指一气分化出的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是万物质料，这就是“物形之”；再加上阴阳二气交合而生的和气，从而实现由阴气、阳气、和气“三生万物”。“冲气以为和”就是“势成之”，即“和”是形成万物的机制。“和”即和谐。万物本来就是通过和谐而产生的，万物也只有在和谐的状态中才能存在和发展。这里说明，和谐作为“道”生万物的机制，是“道”的本质属性。其所以成为“道”的本质属性，又在于“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第二章）对立的两方，是通过“和”而达到统一的，这是永恒的道理。由此可见，“和”是《道德经》中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
在《道德经》中，第 二、 四、 四十二 、五十五、 五十六、 七十九等章都运用“和”这个概念阐述有关问题。其中，第五十五章认为“和之至”才能达到“德之厚”，“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也就是说，最充分的“和”才能达到最深厚的“德”；认识了“和”就是懂得了“常道”，这样才能达到高明的境界。不知“和”也就不知“常道”，不懂“常道”之理，违反和谐之“势”去行动，必遭遇凶险。
在《道德经》中，还有许多与“和”相关的概念，“和”与这些概念组合成“和善”、“随和”、“柔和”、“和气”、“祥和”等等观念。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这些观念都是用来颂扬美德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观念，早已通过《道德经》的和谐文化传播而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道德经》和谐思想的丰富内涵
《道德经》论述“玄之又玄”的“道”，不是脱离实际去坐而论道，而是在确立“道”的法则后，“惟道是从”，按照“道”的要求去实践和行事。“道”的根本要求是什么？就是“知和”，就是要懂得万事万物都应当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这样，从实践和行事方面去认识，唯一的“道”又具体化为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君之道、国之道等丰富的具体内容。而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惟道是从”，也就是必须惟和谐之道是从。
从天之道、地之道来说，天地之道也就是自然之道。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自然本身是无目的的，但无目的地运动的自然却能创造出秩序井然的和谐世界。因此，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顺应自然地利用自然，不能以自身的主观意志随意地改变自然万物的本性，强求自然与自身一致。也就是要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从人之道来说，《道德经》讲道、天、地、人这“域中”的“四大”时，特别突出“人居其一”，这里表明“道”不是一个挂空的概念，而是通过人的生命体现出来的。在《道德经》中，道或自然是基点，人则是中心。以道和自然为本，和以人为本是一致的。“人之道”又分为个人之道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道两个方面。个人之道的要求是贵己养生，身心和谐，知足常乐；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道德经》对如何达到和谐作了许多论述。如第五十六章说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还有“知常容，容乃公”，“不争”、“上善若水”等等，都是达到人与人关系和谐的要求。
从君之道来说，《道德经》认为治国者的统治方式应是无为而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为“无为而治”才能达到“无不为”、“无不治”的目的。老子要求治国者必须深刻认识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57 章）具体要求则有：不刻意彰显差别，扩大分歧，制造对立，这样，才能减少冲突，达到社会安定；优秀的治国之君要“常无心”，“无心”是无一己之心，而是“以百姓心为心”（ 49 章）；对天下各种各样的人，要一视同仁，“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按这些要求去做，国家才和谐太平。同时，老子亦不提倡儒家虚设的仁义，认为如果强调表面的形式化的道德规范，那么人的纯朴本性就会丧失，内在的忠信观念就会淡薄，从而造成种种的社会弊病。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18 章）老子认为，“仁义”是大道不行才出现的，“孝慈”是六亲不调而提倡的，“忠臣”是由于国家昏乱才显示出来的。相反，就能推理出如果大道流行，社会和谐，国家太平，则仁义、孝慈、忠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老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的淡薄、忠信递降的结果。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38 章）老子认为舍道治而倡仁义，是舍本求末。但是，老子否定的不是仁义礼智的内涵，而是以仁义为文饰、造作的现象，有心为善反而助长了人们的虚伪，老子认为善须出自本性，非有心为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38 章）统治者制定的礼乐，如果是用来束缚老百姓的行为，那么社会生产就会停滞不前，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日益走向贫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57 章）。老子提出只有“绝仁弃义”，才能恢复“民复孝慈”的和谐社会。
从国之道来说，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要想国家与国家和谐，老子认为首先是自己国家要和谐。“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1 章)其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要相互谦让，取得相互信任，特别是大国要担负起主要责任，“治大国若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制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61 章）。这里包含着国与国之间应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思想。
三、弘扬《道德经》和谐文化的重大现实意义
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塑造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特有的中华民族优秀品格。作为中华文库瑰宝的《道德经》，将和谐文化提高到道之至高的地位，对形成我们的民族品格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内蕴。
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说：“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局势奇谲多变。在世界局势的变动中，人们都注意到了其中包含文明的冲突。现在，西方学者惊呼“西方的没落”，世界出现了一股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复兴的潮流，也就是以东方文化影响世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洪流，正形成奔腾之势向世界涌动。
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高。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国的任务已经提到我们面前。我们要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国，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赋予她新时代的内涵。随着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从国内到世界，都涌动着一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道德经》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几经重大变革。每次变革，都引起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震荡。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随着全球时代主题的变化、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改革开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如何调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为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我们国家的新一代领导，已经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指导理念。在这样的世界和国内新环境中，弘扬《道德经》的和谐文化，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道德经》这一文化瑰宝，在新的历史时代必将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