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当代道教音乐的回顾与展望（上）
作者：刘 红
从道祖老子《道德经》以及汉代道教经典《太平经》开始，关于音乐的论述在道教经典中屡见不鲜。可以说，道家、道教及文人学者研究道教音乐由来已久，纵横深广。然，将道教音乐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学术专题进行研究，把道教音乐作为一种有特色的传统民族文化对外宣传推广，却是近代的事，尤以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一股道教音乐文化研究热潮为典型，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当代” 道教音乐现象，实际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当今的半个多世纪。
一、当代道教音乐现象概述
(一)学术性研究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当代正式公开出版的有关道教音乐的学术研究著作有近五十本，发表学术论文近两百篇。现就这些研究成果略作评介如下：①
当代较早关注到道教科仪音乐的学者，当属陈国符先生。1945年，陈氏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执教期间，著成《道教斋醮仪源流考》一书。随后，从该书中取其中有关道教科仪音乐的部分作了增补，写成《道乐考略稿》，收入《道藏源流考》，于1949年由中华书局印行。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术界对宗教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道音乐的采集及记谱整理。其间，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杨荫浏主编的《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1958，1960)。这一资料中，部分地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包括“应教”和编者所称的“巫教”音乐作了乐谱记录和简要的文字解说。②同期，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对苏州玄妙观的《全符》、《全表》、《火司朝》科仪进行了采录整理，并编撰了《苏州道教艺术集》一册，其中除了有一篇文章对苏州道教音乐作简略概述外，还有以工尺谱纪录的仪式音乐乐谱，并附有图片和对仪式中道士们行法动作的记录和描述(1957)。除上列两份资料，其他同期对道教仪式音乐的研究还包括扬州市文联所编《扬州道教音乐介绍》(1958)；李石工等人记录翻译的《佳县白云山道教经韵八套及笙管二十七首》(1959)；杨荫浏与曹安和合编的《苏南吹打曲》(1957)等。
60年代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学术界对宗教音乐的研究陷入了停顿。文化大革命后，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道教音乐研究在80年代开始复苏。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具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继承前期对道教音乐的采集及记谱整理。学术界带着具有使命感的急迫心态，对因中隔时间长久、乏人传承已到了濒临消亡的道教音乐，作了抢救性质的采录收集。二是道教音乐的研究，开始走出以采集、记谱为主的模式，逐步将道教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与分析。在此期间，首先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实地调查采录工作。随之，不少地方开始陆续汇编由实地考察所得的道教音乐资料；尤其是规模浩大的全国性汇编工程《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其中之《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正式把道教音乐和其他宗教音乐列入收集范围之内，在全国各地区收集和整理道教音乐。继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小组对上海及邻近地区的道教音乐以录像进行收集整理之后，武汉音乐学院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部，对武当山道教音乐进行了实地考查，编辑人员以音响、乐谱、图片、文字和摄影、录像等形式对武当山道教音乐进行了记录与整理，并出版了《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1987)一书。其他各地的音乐学院和研究单位，也分别对北京白云观；川西青城山、青羊宫；沈阳太清宫、千山无量观；山东崂山；山西恒山，以及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道教仪式音乐进行了采录、收集和记谱，并印行了部分经韵曲谱。
进入80年代，港台地区的学者，如香港的曹本冶，台湾的吕锤宽、李秀琴、许瑞坤等，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道教音乐，也分别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学术理论研究。特别是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音乐资料馆、香港民族音乐学研究会举办的《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汇集了海内外国际学术界权威学者，专题性地对道教科仪和音乐进行了探讨。其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又分别于1989年和1991年举办了两次《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进一步推动了道教音乐的研究，这三次研讨会的论文集都先后正式出版(1989，1991，1992)。此外 ，日本京都艺术大学资深教授潼本裕造，是首个研究道教音乐的日本学者，自90年代初以来，遍访了中国各主要道教宫观，并与刘红一起合作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其中包括：《苏州道教进表科仪音乐》③、《道教音乐》④、《Daoism Handbook》 (音乐卷，2000)等等。
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今，随着田野资料的积累，学术界对道教音乐的研究从记谱整理过渡到理论性分析研究，已取得一些学术成果。从散见于各学刊杂志的研究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来看，这一时期的道教音乐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涉及到道教音乐自身形态的研究。道教音乐不同于世俗(或民间)音乐，由于它与信仰内容的密切关联，因此，它有着固有的宗教音乐属性，并具有“布道”、“事神”的仪式功能。元人燕南芝庵在《唱论》中曾提及“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的不同音乐内容。在道教音乐中，其喜怒哀乐之情，皆受教理、教义、经文所决定，并以超凡脱俗之情调表现出来，因此，道众在做法事时，要以咏唱、吟诵、禹步、奏乐等连贯其间，执仪者必须庄严作象，意专观想，身与口协，口与意符，意与身合。面对神明，虚心敬意，始能打动人神，获得应有效果。可以说，道教仪式音乐主要是将理念中的“道”(即“无”)转化为“有”的一种过程，它本身的意义不在于艺术性，而在于宗教性。台湾学者吕锤宽在其《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一文中提出，道士的存思冥想与内力的结合是促进仪式产生协和的效果的主要因素，而具有催化、提升作用的媒介，便是音乐，音乐是仪式中调节道场气氛的力量。⑤论及道教仪式与音乐的相互关系，刘红在《仪式环境中的道教音乐》一文中，有意义地提出了研究道教音乐的新方向，他特别指出，“道教音乐是体现在道教信仰行为中的仪式音乐，不充分关注仪式环境和背景的道教音乐研究即是一种片面的研究”。通过具体的仪式和音乐结合的例子解说，文章对道教音乐在道教仪式中所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作了研究分析。⑥
道教音乐的产生与流传取决于道教活动中的行为人，而道人的道德、道行、道功，往往能决定道教音乐的某些属性。因此，在研究道教音乐时，对道教经韵乐师的籍贯、生辰、身世、处境、师承关系、云游⑦行迹、道乐流派、艺术造诣等背景资料的调查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工作，这对于解释道教音乐自身形态中某些层面的内涵，无疑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史新民的《全真·正一·火居》；⑧曹本冶的《道教仪式主持者的训练：一个香港全真道观的实例》(1991)；甘绍成的《四川道教仪式执行者的传承方式与特点》；⑨及王忠人的《试论二泉映月的道乐特征》⑩等，从不同的切入点对以上各方面进行了分析讨论。
对道教音乐自身形态的研究，还包括对特定地区道教音乐的曲目、风格、特征，以及它们与当地其他文化现象相互关系的研究：如史新民、周振锡的《武当山道教音乐初探》(1987)，曹本冶就香港道教全真派道观《盂兰盆会》科仪音乐所做的研究《Taoist Rit-ual Music of the Yu-lan Pen-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