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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抱朴子》的心理保健智慧

作者:吕锡琛




  《抱朴子》的内容涉及治国安民、处身立世、修身养性、神仙方术、养生延年等各个方面,也蕴含着值得珍视的心理保健思想,以下试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否泰付之自然”
  
  葛洪在政治腐败,家道中落,仕途坎坷的逆遇之中,不尚权贵,安贫乐道,将立德立言视为君子之本,以归隐著书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道家道教既是他的终身事业,亦成为他贫贱不移、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对于道家道教这种心理保健功能,葛洪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迁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道家道教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能够让人在贫富、穷达、毁誉等不同人生境遇面前保持宠辱不惊的良好心态,从心理治疗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正是一种较好地应对人生重大事件的心理调适智慧。
  希求人生通达是人们普遍所具有的一种愿望。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外部形势的变化起落,由于每个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差异,个体的通达与否往往又是主体自身所难以预料或把握的,这就令人产生一种命运无常的茫然心理。过分地为这种心理所左右,过分地好荣畏辱,显然是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对此,葛洪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广譬》说:“好荣,故乐誉之欲多;畏辱,则憎毁之情急”。针对“好荣欲多”、“畏辱情急”等心理失衡的问题,葛洪提出了自我心理调节方法,主张以一种顺应自然的平静心态来对待人生的成败穷达:“穷之与达,不能求也。……通塞有命,道贵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涂何足多咨?士能为可贵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贵之也;能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 。人生的穷与达往往并非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强求或左右,也往往并非与个人的才华或品格成正比,甚至越是才智过众、品行超群的杰出人才,反而越难为世俗之人所识别和认可,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于这点,葛洪有着太深的体会:“高世之器,非浅俗所能识也”。但也正由于是“高士之器”、“逸伦之士”,故“不以莫知而暗其质”,“不以否塞而薄其节。乐天任命,何怨何尤”
  这种乐天任命,无怨无尤的精神决非有些人所说的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是一种在怀才不遇的境遇中保持自信,在政治黑暗的情形下持守节义,在困穷挫折面前不屈不挠的可贵品质:“被褐茹草……则心欢意得,如将终身。服冕乘轺,兼朱重紫,则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怀也。”以这种宠辱不惊的心态对待外在荣华富贵,能帮助主体在各种复杂的人生境遇中皆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它支撑着人们直面人生、豁达乐观,持守正道,行所当行,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从而获得人生真正意义。
  
  二、“扫涤诱慕,收之以正”
  
  葛洪继承和发展了稷下黄老道家《管子》等作品中关于心身相依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形神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他在《至理》篇中说:“形须神而立焉……形者,神之宅也……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精神是肉体的灵魂和统帅,而形体则是精神的物质载体,身形过分劳损,不能养气节欲,就会如同破溃的堤坝无法留住水、燃尽的蜡烛无法有火燃烧一样,精神也就失去了依托而耗散,以至于“精灵离身”。这也涉及到了精神和心理健康与肉体健康相互影响的问题,养身与养神、养心不可或缺。
  颐养心神的重要途径是恬淡寡欲,《道意》篇说:“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相反,放纵奢欲,“心受制于奢玩,情浊乱于波荡”,就会令“精灵困于烦扰,荣卫消于役用”,从而危害身形,“煎熬形气,刻削天和”。
  葛洪援引老子关于知止知足的思想来论述恬淡寡欲的重要作用:“祸莫在于无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满者,难保之危也。……情不可极,欲不可满,达人以道制情,以计遣欲。为谋者犹宜使忠。况自为策而不详哉!盖知足者常足,不知足者无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无足者,祸之所钟也。生生之厚,杀我生生矣。”
  这里所说的“知足”,是指对于物质欲求适可而止的明智态度,这里所说的“无足”则是对于感官享乐和物质欲求的过分贪求,身为物欲所牵累,往往会使人陷入对身外之物无止境的追逐之中,各种烦恼也就随之而来。葛洪深感于此,故提出了寡欲的具体要求:“含醇守朴,无欲无忧,全真虚器,居平味澹。藐然不喜流俗之誉,坦尔不慎雷同之毁。不以外物汩其至精,不以利害污其纯粹。故穷富极贵,不足以诱之焉,称颂何足以悦之乎?直刃沸镬,不足以劫之焉,谤何足以戚之乎?常无心于众烦,而未始与物杂也。”
  但葛洪又认识到,单纯依靠强制性地无欲、寡欲是难以达到目的的,故他根据人们避祸求福的普遍心理促使人们调整需要结构,去除脱离现实条件的奢望,改变错误的价值取向:“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禳祸而祸去矣。”为了升华人的需求,葛洪力图树立一种不同于世俗观念的价值观。他指出,只有品德的高洁与学问的精深才是值得追求和引以自豪的财富和尊贵:“立德践言,行全操清,斯则富矣。何必玉珠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则贵矣。何必青紫之兼乎?” “六艺备研,八索必该,斯则富矣,振翰离藻,德音无穷,斯则贵矣。……曷肯忧贫而与贾竖争利,戚穷而与凡琐竞达哉!”
  他看到,为了追逐外在的声名财富,人们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竭尽心力,身心憔悴,在这种永无宁日的追逐之中,人们失去了德性、健康、自主、自由这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宝贵人生财富。
  故葛洪告诫人们同时也勉励自己,体悟大道的人生追求远比世俗的荣华富贵更有价值,若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屑于与俗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能以恬淡平和的态度对待外在的荣华富贵,在各种不同的人生境遇中均能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可见,体悟了“玄道”的人才是最为充实而富有的:“得之者贵,不待黄铖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动息知止,无往不足。弃赫奕之朝华,避偾车之险路。泰尔有余欢于无为之场”{11}。“夫有道之士,视爵位如汤镬,……视金玉如土粪。”{12}
  在这里,作者将品德、知识和悟道视为高于财富和权位的需求,这种需求在马斯洛的人的需要理论中属于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认为高层次需要的出现必须以低层次需要的满足为前提,但葛洪却强调以既定的价值取向决定人的需要,即使是在低层次需要未获得满足的情形之下,依然不为贫贱而易志,不能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行为主体超越了对于低层次需要的追求,而从追求知识、提升品德、体悟大道的活动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泰尔有余欢于无为之场”,“曷肯忧贫而与贾竖争利,戚穷而与凡琐竞达”,这实际上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需要理论,葛洪本人就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和积极践行者,历史上也还有不少像葛洪这样的高道以自己的人生实践续写着这一理论。他们以自己贫贱不移的高风亮节和辉煌的文化成果,谱写了中国特色的自我实现型人格的不朽篇章。
  
  三、“齐得失于一指”
  
  由于葛洪超越了世俗之人以权位财富为贵的价值观,将品德的高洁与学问的精深视为值得追求的财富和引以自豪的尊贵,故他不屑于为世俗的得失和情绪而扰乱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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