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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庭《录异记》宗教本质探析

作者:罗争鸣




  杜光庭(850-933?)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著名道士,早年参加科举,落第后入道天台山,从此致力于道经的搜集和编撰工作,至今尚有大量道经存世。在这些留存的文献中,按道经分类,有一部分属于“记传类”或“谱录类”的神仙传记集和宣扬道门灵验的志怪作品。它们介于宗教与文学之间,既不同于那些纯粹的道教经诰,也有别于文人士大夫撰写的传奇小说,所以多数道教与文学研究者往往重视不够。但实际上,它们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杜光庭这些作品中,有一部较为世人瞩目,那就是《录异记》。该书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予影印出版,八十年代初,程毅中先生影响很大的《古小说简目》亦曾著录,而对杜光庭其他作品均未涉及。其后,随着道教研究的升温,杜光庭作为曾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道教学者,学界自然多有垂青,《录异记》也受到更多重视。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出现在各种小说史或文学史的某些章节,囿于体例和篇幅,不可能对《录异记》有较为精详的探讨。本文即从文学和宗教两个方面,就《录异记》性质等,试做分析。
  
  一、《录异记》的文学色彩
  
  文言小说的分类和衡量标准,一向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录异记》的书名就具有六朝志怪小说的特征,而篇幅的长短不一,也符合志怪小说“残丛小语”的体式。此外,杜光庭还在《录异记》序中云:
  怪力乱神,虽圣人不语,经诰史册,往往有之。前达作者,《述异记》、《博物志》、《异闻集》皆其流也。
  《述异记》、《博物志》都是后世公认的志怪小说,从这里看,《录异记》显然是赓续《述异》、《博物》等“前达作者”的小说作品。可以说,就是杜光庭本人,在编撰《录异记》时,所秉持的也有六朝志怪小说观念,而后世目录学家,更是理所应当地把《录异记》划归“小说类”。
  就目验所及,笔者统计了《崇文总目》以下,一直到《补五代史艺文志》所有公私书目对杜光庭这类作品的著录情况,发现只有《录异记》多被划为“小说类”(除《遂初堂书目》),而其他作品多是“道书类”、“神仙类”或“道家类”,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六《道藏目录详注提要》在批评《道藏》把一些“无以为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载,殊为牵强”时,也提到“《录异记》、《江淮异人录》,旧皆入小说家”。
  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小说”的一种理解是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目录学概念。这个概念下的小说分类,更多地呈现一种杂俎状态,虽不尽善,但影响深远。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小说研究,大都以这种分类做某种参照和考察。如今,《录异记》之所以备受瞩目,尤其在古代小说研究界,被刊行、著录、写入小说史,都和历代书目的著录有关。
  当然《录异记》的文学特征,还体现在部分篇目的确叙述婉转、文辞优美,虽非传奇体,但已不同于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演进之迹甚明” ,典型的如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分析过的《崔生》篇。此外,记载神仙洞窟及各种异征变化的篇目,也多富有文学色彩,如《录异记》卷五《明皇帝神龟》:
  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巾箱中。忽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为骨肉所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敕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阉者拜受而怀之。洎达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饮膳刍豢、灯烛供具,一无所阙。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大如硏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出,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糜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人莫测其由。逾年,黄门应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臣之性命赖此生全,南方人,永祛毒类,所全人命,不如纪极。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
  这篇作品,在状摹神龟的体形颜色,叙述神龟具有的神异功能,以及小黄门与明皇的对话、驿使“稍稍而至,罗拜庭下”的动作神态,笔致都相当精练准确而鲜活,故事情节也算婉转,且首尾呼应。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谓《录异记》:
  叙事、写景委婉曲折,描写人物生动形象……以散文笔法写景叙事,使整个作品舒徐流畅;文笔流而不乱,静而不滞,富有较高文学价值。
  但,正是因为《录异记》所具有的这些文学特征,往往遮蔽了其宗教本质,有的学者只看到其文学的一面,忽略甚至否定其宗教的一面,这无疑不利于对《录异记》的全面认识。如清人周中孚(1768—1831)《郑堂读书记》卷六十六子部、小说家类著记《录异记》时云:
  虽皆荒诞之言,然实小说之类,与道家无涉,以其撰自羽流,故收入《道藏》耳。后人以言属无稽,目为杜撰,盖因宾至而起云。
  这里,周先生就认为《录异记》“与道家无涉”,之所以收入《道藏》,是因为“撰自羽流”。侯先生的《隋唐五代小说史》似乎认识到《录异记》的宗教性质,如谓《录异记》:“神仙小说……但以小说书视之”,可还是略显抵牾地引用了周中孚断定《录异记》“与道家无涉”的话,而且因“小说史”的内容和体例,对《录异记》的宗教性质,未予涉及。实际上,《录异记》不是六朝志怪书,如《博物志》、《述异记》等的简单延续,在编撰目的、内容、结构等方面,《录异记》已经完全道教化,且相当成熟而完善。
  
  二、《录异记》的宗教本质
  
  《录异记》的道教特征,主要表现在内容和组织结构上。内容方面,最明显的是卷一记载了“仙”类故事,这与《博物志》、《述异记》等六朝志怪书明显不同。此外,《录异记》还记载了相当多的图谶瑞应事件,而这类故事,实际上已经道教化了。
  图谶或谶纬包括大量的灾异和符瑞,自东汉刘秀以图谶兴起,一度受到崇信和宣扬,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以后,谶纬往往被政治野心家利用,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自此一再遭到当权者的禁绝。但为历次改朝换代制造图谶、瑞应的事情并没有根绝。杜光庭生逢唐末五代,适值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后依仕前蜀,自会为前蜀政权寻找合理依据。《录异记》卷二借“髭发皎白、颜色婴孺、肌肤如玉”如老君模样的神仙说:
  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为帝王之都。多是前代圣贤,镇压岗源,穿绝地脉,致其迟晚,凡此去处,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应金德久远,王于四方,四海可服。汝当为我言之。
  唐天祐四年(907),王建预谋称帝,九月即皇帝位,国号大蜀,《录异记》卷五又记载:
  蜀丁卯年(907),会昌庙城壕岸侧穴中,龟生四龟,各三二寸,背上有金书“王”字、“大吉”字。
  前蜀乾德元年(917),王衍即位,《录异记》卷五又载:
  蜀皇帝乾德元年(917)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诞广圣节,堋口镇将王彦徽于罗真人宫内得白龟以进。{11}
  这些很可能就是杜光庭等为前蜀王建父子开国即位制造的图谶。今存杜光庭《广成集》卷一就有《贺黄云表》、《贺雅川进白鹊表》、《贺天贞军进嘉禾表》。而“黄云”、“白鹊”、“嘉禾”一如《录异记序》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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