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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官府对道教书籍的校勘
作者：汝企和
前述第二、三次皆为校《释文》。《经典释文》始校于"周显德中"，至北宋太祖朝继之{40} ，而《老子》、《庄子》的《释文》至真宗朝才毕其功。这些校理，对《经典释文》的流传产生了重大作用：今存之《经典释文》的《四部丛刊》本，书后有孙毓修所撰札记，记述了其流传过程，孙氏指出流传至清代的几种刻本，最初"似……皆出北宋本矣"，后经南宋的刊刻、明代的影写，才传至清代。换言之，我们今天能见到《老子释文》、《庄子释文》，正是由于北宋年间的校勘与"刻板"。
前述第六次所校之《列子》，今亦见于《四部丛刊》，其书后载清代著名藏书家叶昌炽之跋语，谈及版本曰："此北宋椠本《列子》……《冲虚》善本，当以此为第一。"即今存之《列子》，北宋刻本乃其最佳者。
第十次所校之《亢仓之》、《文子》，今皆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二书前均有："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景印"，即二书所据皆为宋代刻本。依行文惯例，仅言"宋刊"者多指北宋；而且据笔者考察，南宋并未校理过这两种书{41}，因此这里即使是指南宋刻本，也仍是在北宋校刻的基础上再印的。
由此可见：前述其余4次所校的5种书，在其流传过程中，北宋的校勘和刻印都起到关键性作用。
第五为任用道士校理道经。任用专家校勘专门之书，始于西汉之刘向校理群书："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42}后遂成为我国校勘古籍的优良传统。前述的10次校勘中，有4次(即第四、五、八、九次)均特别提及选任道士校理道经，从而使这一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尤为重要的是：这4次校皆为全部《道藏》，因此，这一举措从根本上保证了《道藏》校勘的高质量。
(三)
北宋校勘道经取得空前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北宋政局稳定，经济高度发展，从而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所周知，宋太祖夺取政权未经过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北宋政权建立后，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全国局势迅速稳定下来，社会生产力由此得以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发展--对此许多专著、论文都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言，而政局稳定、经济发达，恰是北宋图书校理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
其次是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这是推动宋代校勘事业的空前发展的最直接原因。唐以前印刷术尚未问世，因而此前之多次校雠皆无条件付梓，至多不过是将儒家经典镌于石上，供人传抄而已。至唐代，印刷术虽已发明，然尚未普遍运用。五代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为宋代的刻书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宋代已具备了大量刊印书籍的各种条件，而镂板之前自然希望尽量减少书籍中的错讹之处，由是校勘事业大为兴盛。
具体到道教书籍，上文所述的10次校勘中，有5次(即第二、三、六、九、十次)都是校勘之后立即"镂板颁行"，其中更有2次(即第三次、第十次)校勘的目的就是为了颁行。而未"刻板"的5次，所校皆为《道藏》，由于其卷帙浩繁，因此迟至第6次校勘之后方得"刊镂"，所以前5次的校勘，实质上也是为最终的刊刻作必要的铺垫。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对文化事业产生何等巨大的推动力。
其三是官方校勘事业在北宋空前发展，为校勘道家书籍创造了良好条件。
笔者对北宋馆阁校勘的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将其与前代相比，从而发现了许多问题。
从经部书看，我国的经部书在北宋得到了全面、系统的校勘，而且其认真程度、校勘规模、若干次的校勘时间，以及对经书注疏的校勘等诸方面，都远远超越了前代{43} 。
从吏部书籍看，北宋馆阁的校勘，至少在校勘的频率、校勘的高度计划性、将校勘成果汇编为专书、复校、刊刻等五个方面，为前代所无法企及{44} 。
从子部书籍看，北宋中后期的馆阁校勘就达13次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45} 。
从综校四部书籍看，北宋亦多达9次，而且其参加人数之多、校勘时间之长等诸多方面，也是前代所无法与之相比的{46} 。
北宋政府对四部书籍的广泛校勘，培养了大批校勘人材，健全了各种校勘机构，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这一切都为大规模校勘道家书籍创设了良好条件。
第四，帝王的重视也是北宋校勘高度发达不可忽视的因素。从上文所述来看，北宋的10次校勘中，有8次都是在真宗、徽宗二朝，而这两位皇帝恰是北宋诸帝中最尊崇道教者。
宋真宗时，曾多次庆贺"天书"降临，乃至将年号都改为天书之名"大中祥符"；又亲自组织了庞大阵容，从京师出发，到泰山举行极为隆重的封禅大典；还"钦定"了"天庆节"、"天祯节"、"天贶节"、"降圣节"等诸多道教节日，举国庆祝；又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各地建道宫、道观，如玉清昭应宫："其宏大瑰丽，不可名似……所费巨亿万……阿房、建章，故虚语尔。"{47} 即议者认为其规模之宏大、耗费之惊人，均超过了秦代的阿房宫和汉代的建章宫。
宋徽宗对道教的尊崇比真宗更有过之，他不但像真宗那样多次斥巨资修建道教宫观，增设了真元节、天应节、天符节等道教节日，而且还有新举措：即依照政府官员的品秩，为道士设立道官、道职，政和元年"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48}，从而将道士的社会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更为突出的是，到政和七年，徽宗本人也成为下凡的道教神仙："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君臣及道录院表册之。"{49}
二帝对道教的尊崇，还表现在直接倡导校理道经。如前述第二、四、六次校勘皆为真宗亲下诏书，并为《宝文统录》作序、赐名；第八、九次则均为徽宗发起。正因为如此，北宋校勘书籍的活动才高度集中于这两朝。
由此可见，帝王的高度重视也是北宋道教书籍校勘事业空前繁荣的重要原因。
上述诸项原因，对于今天道教书籍的整理，乃至道教文化的发展，仍是颇具深意的。
注：
①论述《道藏》的有几部专著，如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日本吉风义丰的《道教经典史论》、朱越利的《道经总论》等，然诸书主旨均在《道藏》之发展，故皆未回答上述问题。
②《混元圣纪》卷9，引自《道藏》(1926年上海涵芬楼据明正统本影印，下同)第553册。
③《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9月版，下同)卷224《经籍考》。此处所载卷数3737卷，与《混元圣纪》不同，似得其实。
④《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12月版，下同)卷52“祥符《宝文统
录》”。
⑤大中祥符三年夏竦撰《重建道藏经记》，见《天台山志》，引自《道藏》第332册。
⑥⑦《宋会要辑稿·崇儒》(以下简称《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下同)四
之二。又见《玉海》卷43“景德校诸子”。
⑧《崇儒》四之三，其中“雕印”原文作“雕即”，据上下文义改。又见《麟台故事残本》(以下简称《麟台》，上海涵芬楼影印之《四部丛刊续编》本，卷2、《玉海》卷43“景德校诸子”。
⑨《麟台》卷2。
⑩《崇儒》四之三。
{11}《崇儒》四之三，其中“因删去”原文作“因册去”，据上下文义改。
{12}《麟台》卷2。
{13}《崇儒》四之三，其中“尝出”原文作“当出”，据上下文义改；文尾之“首篇”疑当 作“篇首”。
{14}《混元圣记》卷9，引自《道藏》第553册。
{15}《玉海》卷52“祥符《宝文统录》”，又见《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下同)卷8《真宗纪》。《宋史》将上进时间系于大中祥符九年三月，然三月为丙子朔，无己酉日，故今从《玉海》。
{16}《文献通考》卷224《经籍考》。
{17}《云笈七签·序》(《四部丛刊初编》本。下同)。
{18}{19}{20}{21}《云笈七签·序》。又据《辞源》，序文中的“修较”、“商较”之“较”皆通“校”。
{22}《崇儒》四之四。“列子观”原作“列子劝”，据上下文义改。又《麟台》卷2将真宗幸列子观、命官校书之事均系于“景德中”，然据《宋史》卷8《真宗纪》，谒诸陵、“幸列子庙”之事当在大中祥符四年三月，与《会要》同；且《玉海》卷43“景德校诸子”明载校《列子》的时间为四年三月，《麟台》显误，今不取。
{23}《玉海》卷53《列子》。
{24}宋彭耜：《道德真经集注·道德真经说序》，《道藏》第398册。
{25}《混元圣纪》卷九，《道藏》第553册。其中“天圣”原文作“天佑”，显误。
{26}《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一，《道藏》第148册。
{27}《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上，《道藏》第403册。
{28}《文献通考》卷224《经籍考》。
{29}《宋史》卷20《徽宗本纪》。
{30}《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序》，《道藏》第986册。
{31}《崇儒》四之十。
{32}《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本)卷三上。
{33}见朱越利：《道经总论》第13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下同)。
{34}《太上黄斋仪》卷52，《道藏》第276册。
{35}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48页。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下同)。
{36}见朱越利：《道经总论》第134—142页。
{37}以上均参见朱越利：《道经总论》第150—162页。
{38}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38—146页。
{39}同上，第147页。
{40}《玉海》卷43《开宝校释文》。
{41}参见拙作《南宋馆阁校勘述论》，《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
{42}见《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卷30《艺文志序》。
{43}参见拙文《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44}参见拙文《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45}{46}参见拙文《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
{17}《宋稗类钞》(《四库全书》本)卷二《奢汰》。
{48}《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8月版。下同)卷93。
{49}《续资治通鉴》卷9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