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葛洪的教育目的和内容

作者:瀚 青  国 新




  葛洪作为道教学者和教育家,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本文仅就他培养“上士”的教育目的和以道为主,兼采各家教育内容作一探讨,敬希方家教正。
  
  一、培养“上士”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道家一般把所培养的人才称为“真人”、“至人”等。这是道家推崇备至的理想人格。所谓“真人”就是修真得道之人。他以修身养性为要,达到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葛洪把“真人”、“至人”的培养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上士”,有时亦称“长才。”“上士”和神仙是有密切联系的,而且是神仙中最高级的。葛洪说:“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他把神仙划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士”是最高的。他说:“朱砂为金,服之升仙者,上士也;茹芝导引,咽气长生者,中士也,餐念草木,千岁以还者,下士也。”“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这就是说,凡服金丹大药举形升虚者,成为最高的天仙;其次是靠行气导引长生不死的地仙,可以在名山遨游;下等的是股草木之药,先死后蜕的尸解仙,指的是那些在人间活动的“千岁翁。”不管哪种方法成仙,“上士”都是仙班里最高级的,是葛洪道教教育中最理想的培养目标。
  “上士”既可举升虚为神仙,又可佐时治国为“长才”,这是葛洪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才。他说:“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自恃才力,不能并成,则弃置人间,专修道德者,亦其次也。”可见,“上士”必须具备儒道双修的素质。入世可以治国安邦,出世可以得道成仙。如果两者不可兼得,则应放弃世俗的含头,专修仙道,反映出葛洪虽主张道儒双修,但最终还是重道轻儒的。由于佐时治国的需要,所以葛洪认为修道不能脱离人世,“古人多得道而匡也,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葛洪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既修长生又兼匡世的“上士”,因此,“上士”并非是栖遁山林,“尽废生命之事”才能修成的。而是要做到,既经时济世,又最终超凡入仙。他主张“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既能佐时治国,又能轻举升仙的“上士”,是葛洪心目中理想的修仙者形象,也是他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生价值目标。葛洪本人就是这一目标的具体体现,既能带兵打仗,扬威于三军;又可修道炼丹,以神仙垂名后世。
  葛洪的理想人格是黄帝,老子这些既成仙得道又兼综礼教,治国致太平的“道者之圣。”他说:“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减周孔也。”黄帝比尧舜高,老子在周公、孔子之上。要想达到黄老的境界,就必须儒道并重。这是因为:“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家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贵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所以,葛洪《抱朴子》内篇讲神仙道教,外篇讲儒家学说,内外互补,道儒并用。
  在儒道双修中,葛洪明确要求“上士”要准确把握儒和道的难易程度。他说:“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夫弃交游,委妻子,谢荣名,损利禄,割灿烂于其目,抑铿锵于其耳,怡愉静退,独善守己,谤来不戚,誉至不喜,睹贵不欲,居贱不耻,此道家之难也。出无庆吊之望,入无瞻视之贵,不劳神于七经,不远思于律历,意不为推步之苦,心不为艺文之役,众烦既损,和气自益,无为无虑,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谓难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宪章成事,出处有则,语默随时,师则循比屋而可求,书则因解注而释疑,此儒者之易也。钩深致远,错综坟典,该《河》《洛》之籍籍,博百民之云云,德行积平衡巷,忠贞尽于事君,仰弛神以重象,俯远思于风云,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举趾为世人所则,动唇为天下之所传,此儒家之难也。所谓易中之难矣。等论二者,儒业多难,道家约易。”这里,葛洪明确比较分析了儒道的难易不同点,为知识分子在儒道两家的修炼中把握重点难点指明了方向,以便他们尽快掌握儒道的精髓。
  葛洪认为道本儒末,道先儒后。“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今苟知推崇儒术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民,范铸两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葛洪把儒道看成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道为本,儒为末,二者不可分。只不过道是造成天地万物乃至人类人伦礼教的总根源,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在《明本》篇中,葛洪把儒、道对待世事俗务、荣辱进退、功名利禄的态度作了比较;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个之仪,攻守进取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激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宝者无欲也。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儒者所讲者,相研之薄领也。道家所习者,遣情之教戒也。”11儒道之区别,灿然明矣。经过对比,葛洪得出结论:“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12相反,“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13由此看来,儒、道之作用已十分明确。
  葛洪把“上士”培养看作是长期乃至终生的教育过程。他认为由于人的先天素质不同,个人成为“上士”就存在着先后差异。“盖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也。”14儿童年少,精神专一,学习与成长自然相互促进,有利于接受教师教诲。当然“若乃绝伦之器,盛年有故,虽失之于阳谷,而收之于虞渊,方知良田之晚播,愈于卒岁之荒芜也。日烛之喻,斯言当矣。”15可见,葛洪把“上士”的教育过程理解为贯穿终身的重要活动,提醒人们要重视早学。万不得已失去了早学机会,也要抓紧时机进行“晚播”。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北朝的教育家颜之推十分推崇“早教”与“晚学”相结合,就是对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葛洪通过儒道并用以培养“上士”的教育目的,从理论上解决了儒道尖锐对立的矛盾,使二者合二为一。既为“上士”儒道并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世人的“出世”、“入世”开辟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二、以道为主,兼采各家的教育内容
  
  培养“上士”的教育目的,决定了葛洪的教育内容以道为主。只有如此,才可升仙。同时兼采儒法诸家,这样才能达到佐时治国的要求。以道为主,兼采各家,便成了葛洪教育内容的总体特征。
   道,是葛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是他培养“上士”必须的教育内容。在葛洪看来,所谓“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以言乎近,则周流秋毫而有余焉;以言乎远,则弥纶太虚而不足焉。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静,圆者得之而动,降者得之而俯,升者得之以仰,强名为道,已失其真,况复乃千割百判,亿分万析,使其姓号至于无垠,去道辽辽,不亦远哉?”16葛洪认为,道不能用语言描述,虽强名为道,却已失去了道的真义,何况判割分析,更是去道甚远。道无踪无迹,无声无息,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无法把握它。道还具有生成功能,范铸天地,孕育万物,它是有意志的神秘体。葛洪心目中的道是宇宙的本体和本源。要想成为同化宇宙的“上士”就必须先同化道。
  葛洪有时把道也称为玄。他认为玄是宇宙最高本体,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17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玄产生的。而玄的性质和作用,在他看来是深旷高远的,其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为、无所不能。可见,葛洪把道和玄看作是同等意义的哲学范畴,玄和道是异名而同义,所以葛洪有时合称之为玄道。
  葛洪认为道最初是唯一的存在,所以又用一加以形容。他说:“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一能成阴生阳,推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阶,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18葛洪认为一作为最高精神实体存在于人体内,就是元一或真一,它具有人格化的特点:“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19这样,作为与道、玄并称,同为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的一便成了男长九分、女长六分,可以守之勿失的具体存在物了。在葛洪看来,人只要修炼守一,使自己与真一合而为一,就可以长生不老而成仙。因此,玄、道、一是“上士”修炼所必需的内容。
  葛洪也重视用儒家思想教育士人,他说:“今圣明在上。稽古济物,坚堤防以杜决溢,明褒贬以彰劝沮;想宗室公族,及贵门富年,必当竟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意不急,精六经之正道也。”20贵族子弟可以把佛老先放一放,但对儒家六经圣典则不可不勤学。葛洪还特别强调礼的教育作用。他说:“盖人之有礼,犹鱼之有水矣,虽暂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弃礼,虽犹瞯然,而祸败之阶也。”21因此,“安上治民,非此莫以。”22可见,礼无论对个人修养,还是治国安邦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葛洪重儒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刑罚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他说:“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23在仁与刑,儒与法二者关系上,葛洪主张儒法并用。仁刑并举。”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罚者,捍刃之甲胄也。若德教治狡暴,犹以黼黻御剡锋也;以刑罚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庙堂也。故仁者养物之器,刑者惩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无悛,非刑不止。刑为仁佐,于是可知也。”24明,培养佐时治国人才,单靠仁的教育是不行的,而必须辅以刑罚。也就是说,对“上士”进行道教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加入儒家思想教育和法家思想教育。
  由上述可知,葛洪的教育内容是复杂的。他首先注重的是道家的玄道一思想,只有掌握了其精髓,才能实现葛洪教育的终极目的———得道成仙。同时,葛洪又是重现实的。在成仙之前,还须立足现实,为政权服务。这就需要儒法并用,佐时治国。
  注:①《抱朴子·内篇·金丹》。
  ②《抱朴子·内篇·黄白》。
  ③《抱朴子·内篇·论仙》。
  ④⑤《抱朴子·内篇·释滞》。
  ⑥⑦⑩111213《抱朴子·内篇·明本》。
  ⑧⑨《抱朴子·内篇·塞难》。
  14、15《抱朴子·外篇·勖学》。
  16《抱朴子·内篇·道意》。
  17《抱朴子·内篇·畅玄》。
  18、19《抱朴子·内篇·地真》。
  20《抱朴子·外篇·崇教》。
  21、22《抱朴子·外篇·讥惑》。
  23、24《抱朴子·外篇·用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