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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王学与道教
作者：鲍世斌
一
王学的开山祖师王阳明本人与道教的关系就十分密切。王阳明曾自称与道教打了三十年的交道，《王阳明年谱》中不乏他寻访道士问道的记载，他与道教的交往记录明显地要比佛教多得多。王阳明从小就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年谱》记载，王阳明十二岁时，“与同学生走长安街，遇一相士。异之曰：‘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这位相士就是一位道士，他的话对年幼的王阳明影响很大，他“感其言，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①正是这位相士的话使他萌发了成为圣贤的念头，而成圣是他毕生的精神动力，虽然他此时并不清楚相士所说的是哪家的圣人。自此，王阳明就与道教结缘，在其一生的许多重要时刻，都有道教人士的身影出现。
明弘治元年(1488年)七月，十七岁的王阳明到江西南昌迎娶诸氏。在新婚之日，王阳明“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直到第二天早上，王阳明才被人找了回去②。新婚是人生一大事，但王阳明却能舍却，可见他当时对道教的兴趣是多么的浓厚。
《年谱》戊午年(1498年)条记载说：“是年先生谈养生。”当时，王阳明正在为寻找自己的思想方向而苦苦摸索。他先是泛滥于辞章，很快就觉得这样做不行，于是又转向朱子学。但他按照朱子学的方法去做，仍然无所得，为此他很失望。此时，王阳明又“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③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实际上充当了王阳明的精神避难所的角色。
三年后，即弘治十四年(1501年)，王阳明奉命到江北审录囚犯。事情办完后，王阳明前去九华山游览。王阳明找到道士蔡蓬头问道，蔡蓬头不肯与之谈论，只是说他“终不忘官相”。这实际上指出他骨子里的儒家精神。王阳明后来又不畏艰险地到深山中拜访一位异人，这位异人在与他谈论什么是最上乘的学问时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④。周敦颐、程颢的思想都深受道教的影响，异人的话实际上是给他指出了一些儒道结合的思想方向。事实上，王阳明后来的思想发展也是往这个方向努力，正如他所自述的：“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⑤〖CDH00242〗 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得罪刘瑾，被贬谪贵州龙场。因刘瑾路上派人追杀，王阳明逃至福建的一所寺庙中，遇到当年在南昌铁柱宫中所结识的异人。王阳明本想远逃他乡，但这位异人认为这样做会连累家人。于是王阳明决定去龙场赴任⑥。在龙场，王阳明最终悟道，实现了思想转向，确立了自己的思想方向。
从上述记载来看，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前，与道教交往多年，亦屡屡沉思于其中。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养生，王阳明体弱多病，所以练习导引术养病。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作为思想主流的朱子学无法满足其思想发展的需要，朱子的格物之学总是使其达不到心与理一的境界，所以他会沉溺于佛道尤其是道教的精神训练当中，这使他受益很大，为他形成自己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统一精神生活和社会伦理的要求使王阳明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儒家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王阳明彻底与道教决裂了，实际上他早年与道教的交往就已奠定了其对道教的基本看法。
在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以后，王阳明并没有否定道教，而是提出了一种开放、包容的看法。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王阳明来到萧山，张元冲在舟中问二氏之学，王阳明说：“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为吾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⑦在这里，王阳明明确表示，对于佛、道的思想都可以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加以利用，道教可以使人完养自己的身体，养身、养心本不可分，所以不能因为那是道教做的事而不去学习，否则就无法体悟到学问的全体。此段议论发于阳明晚年，当是阳明之定论。王阳明的这种说法是对自己广泛吸收融通佛、道思想的明确承认，这种毫不讳言的态度较诸明反佛、道，却又暗中偷运佛、道的人少了许多偏狭急迫，多了几分大度，这在宋明理学家中是不多见的。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王阳明经常在讲学中用道教的思想和术语解释自己的学说。有一次，学生问如何立志，王阳明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⑧用“结圣胎”来解释立志，与当年长安街上的相士对其所言很是相似。王阳明甚至直接用道教术语解释其学说的核心观念“良知”，他在回答学生陆澄的提问时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阴之精，即真阳之气之母；真阳之气，即真阴之精之父；阴根阳，阳根阴，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说明，则凡若此类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则如来书所云‘三关七返九还’之属，尚有无穷可疑者也。”⑨在这里，王阳明用道教的“精”、“神”的思想来类比良知的发用流行，足见在他心目中，其“良知”学说能够包容道教思想，或者说二者是相通的。有时，王阳明还与学生专门讨论道教的思想，如有学生“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⑩这一解释与上面答陆澄问的意思是一样的。
二
王阳明的门人遍及天下，其中有不少人也与阳明一样，受道教思想影响颇大。《传习录》中就记载有陆澄、萧惠、王嘉彦等王门弟子向王阳明询问道教之学。在王门后学中，对道教思想十分倾心的人不在少数。王阳明的得意门生王畿就颇具代表性。
王畿“亲承阳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11，是王阳明思想的主要继承人之一。他于乃师的三教合一思想颇多发明，对道教思想的吸收也是不遗余力。王畿对待道教的态度是：“学老佛者，苟能以复性为宗，不沦于幻妄，是即道释之儒也。”12王畿多次用道教思想解释、比附王学的良知和致良知说，他说：“先师提出良知二字，乃三教中大总持，吾儒所谓良知，即佛所谓觉，老所谓玄。”13“良知两字范围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为精，流行为气，妙用为神，无三可往，良知为虚，无一可还，此所以为圣人之学。”14王畿的这些说法一方面本诸王阳明，如用“精”、“气”、“神”解释良知的发用流行，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发挥，如“良知两字范围三教之宗”的说法更加明确地点出了良知说对佛道智慧的吸收，是儒、释、道融和的综合性产物。于是，王畿经常用道教的内丹理论解释“致良知”：“致良知即所谓还丹，即所谓弄丸。”15“人之所以为人，神与气而已矣。神为气之主宰，气为神之流行。神为性，气为命。良知者，神气之奥，性命之灵枢也。良知致，则神气交，而性命全，其机不外于一念之微。”16正如王畿在一首诗中所说的：“莫道仙家能抱一，吾儒亦自有婴儿”17，在王畿看来，道教的上乘丹法与致良知工夫是一致的。
在王阳明的弟子中，比较典型的吸取道教思想的还有朱得之，黄宗羲认为“其学颇近于老氏”。朱得之自号参元子，写过一本名为《宵练匣》的书，书名即出自道教经典《列子》，他在书中大谈道教修炼理论。朱得之对道教内丹理论颇有研究和体验，如他说：“人之养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渐有余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对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参同契》‘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此其指也。”“或问‘金丹’。曰：金者至坚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炼者，喜怒哀乐，发动处是火也。喜怒哀乐之发，是有物牵引，重重轻轻，冷冷热热，锻炼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则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纯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贫贱忧戚，玉汝于成。动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飞升冲举之实。谓其利者，百凡应处，迎之而解，万古不变，万物不离，大人之心，常如婴儿，知识不逐，纯气不散，则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圣者在是。故曰：‘专气致柔如婴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所以知几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18单就这两段议论而言，朱得之完全是个不折不扣的道士，即使是把这两段文字放入《道藏》中，也不会有人说它们与道教思想有什么不同。
在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中，迷恋道教的也大有人在。如欧阳德的弟子王宗沐，他“师事欧阳南野，少从二氏而入”19，也深受道教影响，喜欢用道教术语和思想解释自己的思想。如他在写给聂豹的信中说：“近来从事于道者，更相瞒诳，误己误人。师心自圣，则以触处成真，是犹指本身之即仙胎也，而不知破败之后，已非一元之初，则筑基敛己之功，安可轻废?随处致知，则以揣摩求合，是犹指节宣之即是仙功也，而不知血肉之躯，已非飞升之具，则炼神还虚之功，安可尽废?二说相胜，此是彼非，终日言焉而不知流光不待，则已成埋没此生。”20王宗沐在这里讨论的是王学中的本体——工夫问题，但他讨论时借用的是道教的术语，这也可视为用道教的理论来诠释王学。可见在其心目中，王学与道教之间是相通的，王学的观念与道教思想具有一致性。
在晚明王学中，与道教交涉最深的当属罗汝芳。王塘南说他“早岁于释典玄宗，无不探讨，缁流羽客，延纳弗拒，人所共知。”21杨止庵说：“罗汝芳……师事胡清虚(即宗正)，谈烧炼，采取飞升；……每见士大夫，辄言三十三天，凭指箕仙，称吕纯阳自终南寄书”22。从当时人的这些描述来看，罗汝芳在许多时候的言行与道士无异，所以杨止庵指斥他为“诞妄”。但罗汝芳满口道教言论也并不妨碍他号称泰州的理学大师。罗汝芳是晚明王学的重镇，他的思想代表了晚明王学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从他与道教交涉之深的情况来看，晚明王学与道教在进一步走向会通和融合，在坚持儒家的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王学学者丝毫不掩饰其对道教的欣赏，在许多哲学观念上已没有什么儒家与道教的区别了。就连黄宗羲在赞扬他的老师、其心目中的醇儒刘蕺山时，也情不自禁地用上了道教的术语：“识者谓五星聚奎，濂、洛、关、闽出焉；五星聚室，阳明子之说昌；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岂非天哉!岂非天哉!”23
从上述历史记载来看，从王阳明开始，王学就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王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二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实际上是明代“三教融合”这一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和表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是通过王学学者的思想活动，使得明代“三教融合”的趋势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在这种思想背景中，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壁垒基本消除，原本各家的独特话语都已经成为大家的共同话语，不分彼此。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儒、道、释三家都融入了许多对方的思想。由此而言，我们对明代王学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正如黄宗羲所说：“昔明道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者几十年，而后返求诸六经；考亭于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自来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者。”24这可以说是代表了明代王学思想家的普遍认识。
注：
①《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同上，第1222页。
③同上，第1224页。
④同上，第1225页。
⑤《别湛甘泉序》，《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31页。
⑥《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7页。
⑦《年谱三》，《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289页。
⑧《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11页。
⑨《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一，第62页。
⑩《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19页。
11《浙中王门学案二》，《明儒学案》卷十二，第240页，中华书局，1985年。
12《三教堂记》，《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七，明万历刊本。
13《与李中溪》，同上卷十。
14《南游会纪》，同上。
15《易测授张叔学》，同上卷十五。
16《浙中王门学案二》，《明儒学案》卷十二，第256页。
17《咏良知诗》，《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十。
18《浙中王门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二十五，第588—589页。
19《浙中王门学案五》，《明儒学案》卷十五，第315页。
20同上，第318页。
21《泰州学案三》，《明儒学案》卷三十四，第762页。
22同上，第763页。
23《蕺山学案》，《明儒学案》卷六十二，第1512页。
24《清溪钱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第160页，中华书局，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