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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考古史上的一篇宏著
作者：王 家 李远国
如此重要的道教法物，长期以来却缺乏研究，以至于一些著名学者遇到道教法印、令牌时也 时常有误，众多道教研究专著中对这类问题也少有涉及，只是在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中探讨 了道教的法印，但仍然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留下了道教研究领域中的一大空白。
可喜的是，刚刚迈进新世纪的2001年元月，即收到了一部填补这一空白的著作，那就是由中 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策划、台湾道教清微道法科仪研究会秘书长洪百坚统筹、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育成编著的《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在这部印刷精美、图文并 茂、多达三百六十余页的著作中，将历史文献的研究与实物考古、田野调查紧密有机的结合 ，以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第一次系统地整理、研究了道教法印、令牌的历史沿革、宗教价 值及社会影响，从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就该书的内容及特点谈一些意见。
丰富翔实的文献研究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首先是必须掌握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并在对其系统、 全 面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显然，该书的编著者王育成先生对此是下了 大功夫。从全书的内容及结构中可以看出，作者首先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探讨了道教法印、 令牌的基本概况、历史沿革、宗教功能、重要作用及社会影响诸方面，从而给人们一个相当 清晰的认识。
就法印而言，它是历代的高道祖师们因为宗教法事活动的需要，遵照道教信仰中三清诸神的 名 号、鬼神司府的称谓及重要道经的内容而刻造的各种印章，象征着天界、地界、冥界中的神 仙真 灵的权力和威严，系模仿人间社会中古代封建帝王玉玺和官府公印而成。在道教看来，法印 代表着三界神灵职司的威权，故行法用印犹人间行政施行必用官印。南宋宁全真《上清灵宝 大法》卷二七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 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干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 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 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 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灵宝玉鉴》卷一亦曰：“法之为言正也，正其邪也。 亦犹德礼之有政刑，以道之齐也。故章表奏申关牒符檄，又必假天府之印，以示信也。印则 各有师传者，欲天地神祗人鬼知所行之法，有所受之也。”故法印不仅代表着神真的威严 与神圣，亦是各个道派传授有绪的信物。
关于法印的基本情况，作者认为它是道教文物中一个重要的群体，是一个涵盖面较广、文化 面貌极为绚丽的中国印学的一个支系。并从其来源、使用的角度，将法印分为官印、名号印 、法印三类。指出道教法印的出现，与秦汉之际方士们所用的“方士印”有着直接的关系， 故汉代已经出现了一些道教法印，如黄神类印章、天帝类印章，为早期道教徒们在传道施法 中运用。后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道教法印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在此期间，道教法印 在材质、大小、形状、印文字体、印文内容五个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材质上隋代 之前基本上都为铜质，但隋代开始用木料雕刻法印，这就为道士们制作法印提供了方便，有 利于法印在更大范围内的使用。又如印文文体亦呈多样化，变得日益奇妙诡异，使道教法 印的神秘性得到了极度的发挥，并形成了一种“符印”。
尤其重要的是，作者的视野十分开阔，他从敦煌文书中不仅找到了几种十分罕见的隋唐道教 法印印式，同时还考察了敦煌佛经中收载的二十种受道教影响的佛教法印，从而为其时佛道 交流、互相融合的历史提供了左证。另一方面，作者又广览道教经藏文献，运用大量的资料 详 细的论述了道教法印的书体形式，从风格上将其分为篆书式、符篆式、道符式、符图式四种 。并广征博引历代大师及道经，对一些典型的法印做了分析。至于道教法印的制造祭祀及文 书用印，皆一一道及，十分清晰。
在对基本资料较为全面掌握的基础上，作者又用大量的篇幅(第六章、第七章)，将一批非常 珍贵的法印实物印式展示，其中即有人们常见的方型法印、圆形法印，又有极为罕见的八棱 形法印、六面形法印、六面式子母印、牌式法印，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道教法印最完美的一 次大展示，让人们第一次目睹了道教法印丰富多彩、神圣瑰丽的面貌。并对它们的印文、内 涵、沿革及功用，一一加以剖析，从而为人们认识、理解道教法印提供了极大方便。
与法印相比较，令牌的出现较晚。道教之法印源出秦汉时期的方士印，道教令牌的问世拟在 宋代，首见神霄派、清微派的经典中。《道法会元》卷五七“论令牌”曰：“凡行五雷大法 ，申发表章，祈晴请雨，止风祷雪，驱役鬼神，扫除妖气，行符治病，差使符吏，若不申明 号令，则将帅不行，吏兵不肃。五雷大法中，若不师受法令，何以驱使鬼神、祈晴祷雪?上 则误太上之法，下则误生灵之望。”也就是说，在施行五雷大法之际，无论是发表文书、祈 晴请雨，还是驱神役鬼、荡邪治疾，法师都必须使用命牌来发号施令。由于可见，令牌亦是 道教施法宏道的重要法物。
在该书第八章中，集中论述了道教令牌的沿革与功用，主要分为四节：(1)文献记载中的令 牌(2)五雷号令类令牌(3)火龙蟠剑类令牌(4)字符类和神像类令牌。就其沿革而言，作者论 述了令牌在宋元明清的基本样式及其变迁、特征，并就其材料做出了一些客观的分析。在此 基础之上，作者将道教令牌分为四类，从文物、实物两个角度综合的加以考察，认为道教令 牌至迟在元代即已存在，并且比较成熟。元明道书中虽有一些记载，但从考古发现与令牌的 实际应用方面，要远比道书所录更为丰富、复杂，“它至少包括四种类型，反映出道教令牌 的形制、刻文、雕像等等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些结论是建筑在将历史文献研究与田野 调查、考古成果相结合的基础之上，是客观可信的。
珍贵罕见的实物展示
与其它依靠思辨的哲学研究或注重文献的历史探求不同，对法印令牌的研究则必须将文献研 究与田野调查、实物考古紧密结合，才能得出科学、客观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该书恰好具备 这一学术优势。
第一，作者详细地梳理了《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藏外道书》等道教经书中所载 道教法印印式，一一整理，系统排列，共计261种300多幅印式，这是学术界人士首次将散布 于道教经典中的各宗各派、不同时代的法印集中一处。于此亦可见作者对道教文献相当熟悉 ，曾长期浸染其中。
第二，作者通过对大量教外文献的查阅，如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罗福颐《古代玺 印概论》、《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刘喜海《长安获古编》、郭裕之《续齐鲁古封印玺》 、陈介祺《郭*7斋手拓印集》、周季木《魏晋石经室古玺印景》、吴式芬 《封泥考略》、《 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龚心钊《瞻麓斋古印证》、吴隐《遁庵秦汉印选》、汪启淑《 *"庵集古印存》、吉林大学历史系《吉林大学藏古玺印选》、王子聪、叶 其峰《秦汉魏晋南 北朝官印研究》、《敦煌宝藏》、周进《魏石注室古玺印录》、香港《古代玺印辑存》、日 本书道博物馆《书道全集》、日本管原石庐《中国玺印集校》、以及《文物》、《考古与文 物》、《东南文化》、《考古》、《文物参考资料》、《文物资料期刊》等刊物，钩沉引微 ，竟收集到140余种道教法印令牌的图式，可见其用心良苦，视野相当开阔。
第三，书中还展示了现存在世的一大批法印令牌的图式，这是道教界洪百坚道长对学术研究 的无私贡献。初步估计，由洪道长珍藏的法印令牌有百余方。这批法物多系明清制品，饰纹 精巧，造型独特，品种繁多，价值连城，乃道教文化根蒂之信物，正一神化之宝传。洪道长 毫无保留地将其公布于世，让人大开眼界，书中不仅收有300余幅黑白图，并载有722幅彩图 ，如此丰富的印图文献，为研究道教法印令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有力地促进了对道教 法印令牌的研究。正如张继禹道长所言：本书得以问世，是洪道长和王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洪百坚道长是道教中人，一心向道，热情于弘道的工作，1995年我们发起《中华道藏》 整理点校，他第一个个人出资出力襄助，这不仅体现了一个道教徒衷心为道教牺牲贡献的热 诚，也表现了承传与弘扬中华文化的热忱和志向，因为道藏典籍不仅是道教的经典文献，也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瑰宝。此次关于法印令牌的研究也得益于他提供个人收藏的法印令牌作实 物资料，并积极推动以促成。”王育成先生亦曰：洪道长对本书贡献更多，从书稿的计算机 录入打印，“到法印、令牌的照像，图片的修图、编排，直到出版资金的筹措等等，并为本 书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没有他‘无为’的奉献，本书是无法出版面世的”。
正是由于道教界人士与学者的同力合作，自道教立教以来第一部道教法印令牌专著才能得以 问 世，初加统计书中所载印牌图式多达1569幅，曾可谓道教法印令牌之大全。这些极其珍贵的 道教文物——法印令牌实物图谱得以公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道教学的研究，同时亦是对中 国古代艺术史尤其是书法篆刻领域的一大充实与完善。在此，我们对该书的出版表示祝贺， 并期盼更多的高道学者积极投入对法印令牌的探讨与研究，因为在这个领域还存在大量问题 等待着我们去解决，相信有关的研究成果将会在这部著作有力的推动下陆续而出，从而活跃 整个道教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