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作为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中国接到了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的邀请。

　　中国的抗战是各党派联合下的全民抗战，因此，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团自然也应当是由各党派的代表组成。然而，蒋介石却想由国民党一党独霸。

　　1945年2月15日，周恩来致电回美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周恩来指出：目前中国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它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老百姓的公意，因此，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应当只占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占三分之二。

　　周恩来要求赫尔利把中共的意思转告美国总统罗斯福。赫尔利后来给周恩来回电，不同意中共的建议。

　　3月7日，中共方面提出，由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作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蒋介石知道由国民党独霸代表团名额不可能，但又不想让共产党参加，于是他找出各种理由和借口排斥中共的参与，其中最滑稽的就是，说伍修权有“沙眼”，所以不能参加代表团。作为在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将中国共产党排斥在外的做法很不得人心，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据说罗斯福还为这件事给蒋介石发过电报，说美国的代表团也是由民主、共和两党组成的等等。

1945年6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图为当时各国代表团佩戴的胸章

　　1945年3月7日，国民政府在没有征得其他党派意见的情况下，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制宪会议代表团的名单，其中，首席代表是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包括：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王宠惠、吴贻芳，前驻美国大使魏道明、胡适，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励，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大公报》总经理胡霖。中共党员章汉夫、陈家康作为秘书参加。

1945年6月，中国代表团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那一次，伍修权没能前往联合国，但是，仅仅五年之后，他却作为拥有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代表前往联合国，他心中充满了感慨。

　　还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就决定要争取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曾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合国大会主席、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声明：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流亡溃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

　　1950年3月29日，外交部还拟定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名单，其中：

　　首席代表兼安理会代表张闻天，中共中央委员；

　　安理会副代表姬鹏飞，第七兵团浙江省军区副政委

　　军事代表团代表耿彪，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专门委员钱三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原子学研究所所长

　　专门委员王铁崖：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主任；

　　在美国等的操控下，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行动屡屡受阻，此次中国代表团能前往联合国，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

　　经过认真的准备，11月14日代表团搭乘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北京起程。机场上举行了有北京市各界代表参加的盛大欢送仪式。当大家登上飞机的时候，从伍修权到下面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很激动。对此，伍修权曾回忆说：

　　“我们对于自己能作为新中国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一面觉得十分光荣和兴奋，一面又觉得肩头担子很重，内心是不平静的。”

　　当时选定的路线是，先从北京乘苏联的飞机到莫斯科，然后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再到伦敦，从伦敦直飞纽约。

　　这一趟往返行程有两万多英里，光是飞机的飞行时间，就达一百多个小时，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后来伍修权在给外交部人员做报告时诙谐地说，“这回飞机的瘾是过够了。”

　　代表团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二天，飞经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时，气候突变遇到大风雪，飞机只得在当地机场紧急降落。代表团担心耽误行程，非常焦急，赶紧打电话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大使馆得知情况后，立即向苏联外交部通报，请求给予帮助。苏联外交部研究之后很快答复，回尽最大努力保证代表团按期成行。

　　第二天，苏联外交部给航空公司下达命令，要它用一切办法，在一天之内把代表团送到莫斯科。航空公司得到命令后，克服气候的不利，强行起飞，终于按时飞抵莫斯科。

[上一篇]  [返回]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