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其中包括美国政府一直想破坏亚非会议的图谋，中国代表团早就有所准备。

　　早在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当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国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会议，传出可能召开亚非会议的消息之后，美国政府就显得有些紧张。12月28、29日两天，五国总理又在印尼的茂物召开会议，最终达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一致意见，并发表了联合公报，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与会。

　　此时，美国人有点坐不住了。它先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贬低亚非会议的意义。随后又试图通过挑拨离间，来改变会议既定的反对殖民主义的目标，企图把会议开成跟共产党斗争的舞台。

　　当时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就扬言：“美国将设法同尽可能多的阿拉伯国家结盟，在亚非会议上同共产主义的影响做斗争。”

　　在会议开始前夕，美国以各种名目派到万隆的人员，比任何一个参加会议的代表团都多。

亚非会议会会址“独立大厦”

　　4月18日上午，世界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宫隆重开幕，代表着亚非29各国家的340多位代表相继走进会场。

　　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在中国的席位上就座。

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佩戴的胸章

　　9点30分，会议正式开始。

　　印尼总统苏加诺作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随后，各国代表进行一般性发言，阐述各自国家对亚非及世界和平的看法及原则立场。绝大多数代表都表示了他们对开好亚非会议的良好愿望，希望会议能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

　　但是，发言中也有另外一种声音。

　　伊拉克代表贾马利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他宣称，共产主义是一种所谓“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对邻国进行“威胁”和“渗透”，他要求各国一起采取“防御措施”，直到“共产主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时为止。

　　在此后的发言中，其他少数国家也发出了与会议精神不和谐的声音。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身上。

　　人们在关注中国代表团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

　　各国代表和采访会议的记者们此时都在猜测，中国代表团会讲些什么，有的记者甚至预先发布消息：周恩来将会针锋相对，给予贾马利等人以猛烈的驳斥。

　　面对这些无端的攻击，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而此时的周恩来却表现得十分镇静。他心里明白，此时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关系到亚非会议的成败。由于各国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之间又缺乏了解，加之帝国主义的暗中挑拨，出现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不足为奇。此时，如果我方针锋相对跟其他国家的代表打口仗，那么，会议就可能走入歧途，使敌对势力的阴谋得逞。

　　周恩来和大家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要坚定地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绝不能让会议偏离既定的方向。

　　按照日程，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在19日的下午。

　　本来周恩来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发言稿。但是，面对新的情况，周恩来决定，发言稿不念了，交由秘书处印发与会代表。他拿起一张便笺，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言

　　19日下午3点，会议主席宣布：

　　“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这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周恩来的身上。

　　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了亚非会议的发言席。

　　此时，会场里鸦雀无声，有人形容，此时如果有根针掉到地上大家都会听得见。

　　周恩来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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