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悼，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

　　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和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等也飞抵仰光，周恩来同吴努一起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随即同尼赫鲁会面，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谈话中，周恩来指出：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了英国代办，让他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了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道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

　　因为当时印度跟英国关系很好，所以，周恩来希望尼赫鲁能致电英国首相艾登，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英国政府在对此事件的处理上，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

　　尼赫鲁表示赞同。

　　当天晚上，周恩来又跟尼赫鲁、吴努和纳赛尔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影响，以及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所面临的形势。

　　周恩来指出：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

缅甸总理巴宇同周恩来、尼赫鲁、纳赛尔交谈

　　周恩来还提出，建议在会上不要提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使会议没有结果。

　　尼赫鲁等对周恩来的建议表示赞同。

　　4月16日，周恩来起程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

　　在飞往印尼途中，因遇雷雨，在新加坡机场降落作短暂停留，受到新加坡总督麦克唐纳等的接待。

　　当晚六时，顺利抵达雅加达，第二天到达万隆。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随后，周恩来乘车离开机场，前往位于达曼?沙里十号的住地。一路之上，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当地华侨，他们一个个眼含热泪，向着周恩来欢呼、跳跃，热烈的场面令人感动。

　　周恩来的到来在万隆引起轰动，他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而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敬佩。然而，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万隆也是充满危险的地方。

　　当时的万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城市，在八十多万人口当中，有荷侨一万，美侨三百，英侨一百，华侨约八万，此外还有印度，法国，阿拉伯等国侨民。万隆街头一片混乱，三轮车、马车、自行车、汽车交织在一起，各色人等游离期间，平时印尼的政府要员上街，一般要有警车开道，并配备大批保镖前呼后拥，其治安状况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小城要接待29个亚非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340多位政府代表和近千名工作人员，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家通讯社的记者，其对安全保障方面的压力可想而知。

　　为保证亚非会议的安全，万隆警方进行了积极的准备，投入大量警力整肃治安。从3月下旬开始，万隆警方通令全体市民，凡持有军火的，包括5.5厘米口径的气枪，都必须要在月底之前交到警察局，违者将受到严惩。在进入市区的每一个路口，军警都设立了检查站，盘查和登记来往行人，检查过往的车辆。同时，对各国代表团即将下榻的宾馆饭店进行了检查，配备了保安，并派出大批便衣警察进行巡视。

　　尽管这些措施对保证各国代表团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作为共产党国家，当时不少人对中国持有怀疑甚至敌意。而一些反共势力，则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代表团实施捣乱和破坏。

　　除了各代表团所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外，中国代表团还面临着自己独特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在万隆有党部，国民党残余势力“铁血团”在此也有活动。早在万隆会议之前，美蒋特务机关就开始从台湾、香港、日本、菲律宾等地向这里派遣特务，有的作为旅行者，有的甚至以采访亚非会议的记者的身份出现。

　　合众社当时有报道说：在亚非会议期间，安全最成问题的当然是周恩来。

　　就我方来说，从外交部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直到代表团每位成员，都做好了认真的防范准备。还在会前的准备阶段，外交部就对代表团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周恩来的安全提出了要求。从住宿到交通，到外出活动、会客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周密安排。

　　当时，我领导人乘坐的汽车基本上都是苏联产的，而我驻印尼大使馆的车辆不够，当地又买不到苏联产的汽车，如果从当地租用车辆，又不敢保证绝对安全，于是，使馆建议是否可以专门从国内调两辆汽车来印尼，专供周恩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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