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也高兴，杜勒斯对联合国跟其一起叫嚣的代表说，大家可以暂时“保持缄默”，给秘书长一个发挥他作用的机会。

　　12月19日，哈马舍尔德返回瑞典休息。

　　抵达斯德哥尔摩之后，哈马舍尔德立即安排，利用出席一个朋友宴会的机会，跟中国驻瑞典大使耿彪进行了会面，商谈了访问的一些具体安排。

　　12月28日，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说他将于12月30日离开纽约，经新德里，1月5日由广州入境，询问从广州到北京的交通问题。

　　周恩来随后回电，表示从广州到北京将由中国飞机接运。

　　在确定同意哈马舍尔德来访之后，外交部开始进行接待的准备，同时，也对哈马舍尔德这个人进行了研究。

　　49岁的哈马舍尔德出生于瑞典贵族家庭，其父亲曾是保守党党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瑞典总理和海牙国际法院主席，与英国的邱吉尔交往颇深。哈马舍尔德的哥哥曾经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主席。

　　哈马舍尔德1930年开始从政，此前曾获得瑞典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在瑞典经济界有几分名声。

　　1945年哈马舍尔德以财政专家的身份进入外交界，曾作为瑞典政府特使参加欧洲马歇尔计划会议。以后又曾担任过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主席。1949年他出任助理外交大臣，并担任瑞典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

　　1953年3月25日，法国代表提名哈马舍尔德为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结果为57票赞成，1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

　　在国际事务方面，马哈舍尔德标榜“中立”，表示愿意“充当两大势力间的桥梁”。

　　对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他原则上表示同意，当时国民党在联合国有不少雇员，有的已到退休，马哈舍尔德表示不再从台湾征聘，以便给以后的中国大陆留有位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当局投他的反对票的原因，但同时他又声称要克服时间上和心理上的各种障碍。

　　日内瓦会议之后，他曾说：“亚洲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没有代表，是一种反常现象，这是一个弱点。”但同时，他又强调，即使恢复中国的席位，也不能给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在此次联合国大会之前，他从瑞典休假之后前往伦敦，以晚辈的身份拜会邱吉尔，试探英国对恢复中国席位的态度。

　　据说，哈马舍尔德此人非常自负，举止严谨，当时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评价他是一个“有着优美风度的人，能用四国语言进行娓娓动听的演讲”，而且他这个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而是喜欢进行所谓“秘密外交”，是个所谓“善于踩外交软索的人”。

　　因为是头一次进行这样的接待工作，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1950年接待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例子。当时还特意对苏联接待的整个过程特别是礼宾安排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了我们的接待方针：

　　在谈原则问题时，立场坚定不移，要打击美国，对联合国偏袒美国以及在我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做法提出批评。

　　在接待礼节方面，要给予对一般外交官应有的礼遇，不卑不亢，恰如其分的诚恳接待。

　　根据对方可能谈的问题，准备了包括间谍案、联合国问题等材料。

　　参照苏联的做法，哈马舍尔德抵达广州时，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前往迎送，并派一个科长级别的干部陪同他经武汉来北京。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抵达北京。

　　他的随行人员有6个人，包括他的特别助理、联合国秘书处负责新闻事务的秘书长助理巴基斯坦人鲍哈里，法律专家英国人瓦尔道克，秘书瑞典人林德，私人秘书挪威人埃尔姆小姐，翻译瑞典人涅斯特洛姆，还有司机兼保镖美国人雷纳罗。

　　章汉夫副部长带着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的王倬如处长到机场迎接，并由王倬如登机迎请。

　　本来外交部是在北京饭店给哈马舍尔德预定了房间的，哈氏初来北京，也许是从安全和方便的角度考虑，表示他将住瑞典大使馆。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除了会谈和参观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呆在瑞典使馆，其他几个住在北京饭店的随行人员，也只是睡觉的时候回饭店，其他时间也跟哈氏一样。

　　当天下午4点半，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章汉夫、乔冠华等陪同会见。

　　会谈中，哈马舍尔德很会说话，他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敬意，感谢对他的邀请和接待。接着说，由于亚洲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他很久以来就想跟周恩来建立个人联系。虽然他这次来包含一些复杂的情况，但他深信会谈是会有成效的。

　　周恩来对哈氏的来访表示欢迎，称他为中国人民的新朋友。

　　哈氏听了非常高兴。

　　会见之后，周恩来为哈马舍尔德一行举行欢迎酒会，其间，周恩来把出席酒会的中方人员向哈马舍尔德一一做了介绍，哈氏很高兴。

　　当介绍到傅作义时，周恩来说：傅作义和我们打了20年仗，现在大家合作得很好，傅作义先生已经是水利专家了。

[上一篇]  [返回]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