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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9月30日，一位在大学期间进行过27次决斗的强硬男人，走进普鲁士议会发表了一段强硬的演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而是要用铁和血”。他因这段话而被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
历史给了这位铁血首相创造历史的机会。
这位铁血首相刚开始为人所关注是在外交场合。
附文第十一：俾斯麦
俾斯麦1815年出生于一个普鲁士容克家庭。父亲曾经是菲特烈大帝手下的军官，在菲特烈70岁时与这位下级军官进行了一段随意交谈，这成为整个俾斯麦家族的荣耀。而他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外交世家。也许是巧合，俾斯麦的身上恰恰具有军人的果敢和外交家的诡变。
不过在俾斯麦眼里，家族的荣耀并不能抵消他的遗憾，正如菲特烈大帝的继承人并不都是天纵英才一样。他总说：“要是我生在1795年就好了，这样1813年也就有我的份了。”甚至后来他在议会演讲时，也公开说：“解放之战时，我尚未出世，对此我很是遗憾。”
1832年7月4日，刚上大学不久的俾斯麦和他的美国朋友们，在格廷根大学的俾斯麦小屋喝酒庆祝美国独立战争纪念日。在他醉倒时听见有人说德意志至今没有统一，他马上和朋友们赌25瓶香槟，他断定德意志各邦25年内必然统一。
这个看似醉汉胡言的赌注里，燃烧着六百年的民族情绪。但是他输掉了赌注，因为德意志并没如期统一。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赌不仅与这个俾斯麦一生的功过荣辱相关，也与整个德意志的是非成败相联。
期待统一并不是俾斯麦个体行为。当时的大学生协会就以培养民族情感为宗旨，会员们举杯向国王祝寿，唱爱国歌曲，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观念，在这些聚会中逐渐酝酿成熟。
俾斯麦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加入大学生协会，但他讨厌其中的成员，因为他们“缺乏对历史形成的现实生活状况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不喜欢他们在政治特别是统一问题上的空想与空谈。
俾斯麦经常向同学们挑战，最多时同时与6个人决斗，因为他的同学喜欢拿普鲁士人开玩笑，所以他要为“普鲁士人的名誉而战”。大学期间他进行了27次决斗。有人说：“这个一年级的学生说话好像今天还是腓特烈大帝时代！”
他的强悍作风和特立独行一直带到后来的岁月，甚至在后来对德意志帝国的两位皇帝他也是不假辞色，他甚至说：“他（指老皇帝）是踩着我的肩膀，由我扶持他走向帝王宝座的”。不过两个皇帝一个容忍了他，而另一个把他踢回了老家。
他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1896年，一位满清重臣焦急地等待着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接见。他是李鸿章。他得意地告诉这位前首相：有人恭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而俾斯麦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却难得‘欧洲李鸿章’的称号。”
俾斯麦的才智被诗人梅里美称为“外交界的洪堡”，而且“远比这个德国人更为才华横溢。”佐拉在卢浮宫仔细观察了俾斯麦的举止后说：“他像一位诙谐的巨人和少数来宾侃侃而谈。”
第一节 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获得民族统一
1849年，普鲁士召集一些小邦国讨论建立德意志联盟问题，试图建立与关税同盟相匹配的政治联盟，却遭到了奇耻大辱。
俄国沙皇把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召到华沙，以国际外交中罕见的粗暴态度训斥普鲁士国王，大骂普鲁士玩“革命的把戏”，逼迫普鲁士放弃新联盟。
在军事上处劣势的普鲁士含辱忍让，在一座叫奥尔米茨的小城签订条约放弃联盟计划。普鲁士又一次统一行动失败，并以“奥尔米茨之辱”的名称写入了外交史。这份羞辱让俾斯麦格外愤怒。
两年后，俾斯麦以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议会公使的身份，走入与他一起诞生的邦联议会。他在这里展现了他的强悍与傲气。他发现依照惯例只有奥地利代表可以在会议上吸烟（一种特权），于是挑战式地掏出雪茄大口大口地吸。他的行动使奥地利代表大为吃惊，却也无可奈何。俾斯麦的行动是在告诉奥地利和其他邦国，普鲁士拥有绝不逊于奥地利的权威。
不过有时俾斯麦也会变得很冷静。有一次奥地利代表向俾斯麦提议到远处决斗，俾斯麦
冷冷地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这里的花园就很宽绰，足够我们相互交换枪子儿的。我只需你让我写出决斗的原因，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君主认为我是一个蛮横的人，办外交要用武力方能进行。”他开始撰写报告，奥地利代表觉得没趣，悄悄溜走。
绝不向任何人低头，但又能冷静分析形势，讲究斗争技巧，这正是俾斯麦的风格。
在当邦联议会公使的9年间，俾斯麦对德意志各邦国形成了明确的认识，他的认识如此超前，以至于他的上司无法理解。他特别欣赏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德意志实现政治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通过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
俾斯麦认为要实现统一必须把“奥地利从德意志排挤出去”，由普鲁士完成统一，这个目标也许得不到其他小邦的支持，因为没有哪个君主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但普鲁士有一个最有力的同盟，“这就是德意志人民”。他在一封信中说：“迟早要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
他的见解让一些政府要员认为他是潜在的危险根源，摄政亲王威廉把俾斯麦派往俄国和法国任公使。
在俄法两国，俾斯麦确认东西强邻都反对德意志统一，但是也都可能与普鲁士结盟。在考察英国政治时，他发现：“关于普鲁士，英国大臣们所知道的远不如他们对日本和蒙古的了解。”
外交生涯使俾斯麦认识到普鲁士的外交政策不能死守正统，他说：“对于一个外交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抱有幻想。”
他大胆地对一位英国政治家说出了成熟的统一策略：“对奥地利进行清算，解散德意志邦联，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获得民族统一。”俾斯麦的直率使这位政治家大为震惊，他私下说：“你们要小心这个人，他说到就会做到。”
事实上早在1849年，俾斯麦就以顽强、敏锐，以及不被人喜欢的傲慢给普鲁士国王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那位国王批示说：“等到短兵相接时，再用此人。”
1862年9月，俾斯麦收到了一封著名的加急电报：“快！慢则有祸”。
短兵相接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此时的柏林政局因为议会拒绝批准新的军事预算而陷入混乱之中，国王威廉一世如果动用军队镇压一定会激起革命，威廉一世觉得无路可走，打算退位。
俾斯麦与国王进行了会谈，使国王撕毁了退位诏书，走出王宫时他已是普鲁士首相。
此时出现在俾斯麦眼前的是千载难逢的有利局面：
在德意志内部，关税同盟地区已经像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一样运作。经济越发达，统一的愿望就越迫切。
普鲁士国力日强，羽翼丰满，军队早已做好战斗准备。而对手奥地利却在同邻国的争斗中元气大伤。
在国际上，英国忙于开拓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势力。
俄国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把目光转向国内的农奴制改革，无力再干涉德意志内政。
美国正陷入南方与北方的内战之中。
唯一有可能阻挠德意志统一的也许就是法国了。
在这种良好时机下，似乎只要振臂一呼、挥戈一击就能完成统一大业。
然而，强硬的俾斯麦并不鲁莽，因为他太清楚德国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德国的问题，它一直牵动着整个欧洲的神经。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如何才能在欧洲列强虎视眈眈的目光下诞生？
第二节 普鲁士和德意志都不能保持原状，两者都必须走（武力）这条路，别无他途！
俾斯麦把整个欧洲政治地图当成棋盘，将列强当成一个个棋子小心翼翼地掂量。因为他知道这局棋落子无悔，德意志的兴衰成败要看棋手的运筹帷幄了。
他认为，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和外交可以解决国际关系中大部分问题，剩下就交给战争完成。
在俾斯麦看来，历史从来没有什么不变的原则，没有任何国家不可以结盟，也没有任何国家不会成为本国的敌人。于是，俾斯麦淋漓尽致的外交表演成为德国统一大业的完美收场。
当俾斯麦在议会发表完铁血演说时，其实已经把自己的命运、普鲁士的命运和德意志的命运联在了一起，这将是普鲁士为了统一，向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发起的又一次冲锋。
俾斯麦以特有的激情与议会周旋，面对议会的不合作，他利用宪法中的疏漏，把议会抛在一边，未经授权直接使用所需的财政。他不愿受制于议会，他如此急迫，是因为外交官的敏锐使他看到统一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普鲁士急需扩军备战。
俾斯麦灵活运用外交手腕，纵横欧洲外交战场，大胆而狡猾地利用国际纠纷来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传统束缚，在要求力量平衡的欧洲各国中寻找缝隙，不断化敌为友，化友为敌，奇迹般使各国保持中立，确保普鲁士始终只有一个敌人，普鲁士军队只在一线作战。
俾斯麦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以换取俄国的沉默，使俄国甚至做出了“绝不出兵打普鲁士”的承诺。
他数次向法国示好，说：“一个怀有远大志向的普鲁士将把法国人的友谊看作是极端重要的。”他利用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的野心，口头同意把卢森堡、瑞士法语区等土地并入法国。换取法国中立。
他通过各种方式保证英国和其它国家袖手旁观。
此时，丹麦的鲁莽行动给俾斯麦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不但使普鲁士开疆拓土，而且降低了整个欧洲的不信任感。
1863年11月，丹麦议会通过新宪法，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太因这两块地方并入丹麦。但这两处都属于德意志邦联的成员，而且都讲德语。在这种情况下，为显示普鲁士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捍卫者，俾斯麦联合奥地利对丹麦宣战。这一举动既消除了欧洲大国的戒心，得到各国默许，又缓和了奥地利的不信任感，正如他后来所说：“我拴住了哈布斯堡的君王，让他像牛一样犁地，一旦它开始犁地，我就不用拴住他”。
1864年1月16日，普奥对丹麦发了最后通牒。两军挥师进攻，轻松击败丹麦。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荷尔施太因归奥地利。不过，荷尔施太因对奥地利来说就是一块“飞地”，因为中间隔了个普鲁士。
很快，俾斯麦掉转枪口面对奥地利，并积极完善外交布局。但奥地利不是丹麦，这一行动缺乏道义基础。他的战争政策遭到宫廷和许多民众的反对，甚至整个普鲁士都反对俾斯麦，“自由派出于信念，工人为了团结一致，教士出于道德观念，皇后由于害怕，王储出于挚爱和平，而国王则因为他已经七十岁了。他们都反对这场战争。”
但俾斯麦把德国人的顽固发挥到了极点，面对重重指责，他在御前会议上依然坚定地说：“人们常说，命运无常。我拿脑袋作赌注，哪怕我上断头台，也要赌到底。普鲁士和德意志都不能保持原状，两者都必须走（武力）这条路，别无他途！”
俾斯麦的顽固让群众的反战情绪终于达到顶点，1866年5月7日，俾斯麦从王宫回家途中遭刺客暗杀，受了伤且赤手空拳的他居然制住了刺客，安然脱险。俾斯麦回家后先给威廉一世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然后走进餐厅，吻着妻子的前额，以讲故事口吻说：“亲爱的，你不要害怕，有个人开枪打我，感谢上帝，我没有事！”
重重阻力都无法阻止俾斯麦统一德意志的决心，他说：“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
用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的方式解开，而只能用剑来斩开。”就在俾斯麦受伤期间，另一个在伦敦的德国人马克思写道：“历史的进程完全是经济因素造成的。”
而这一点，俾斯麦清楚地看到了。就在普鲁士内部因为战争沸沸扬扬之时，普鲁士已经用经济手段使南德诸邦中断了与奥地利的联系，服从普鲁士的领导。曾经坚决反对普鲁士的巴伐利亚国王在普鲁士要将其开除出关税同盟的威胁下，为了保护本邦的酿酒业而不得不屈服。这一切说明“德意志在关税同盟中的经济统一是政治联合的合乎逻辑的预备阶段。”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也说明俾斯麦在当时以武促统是“合乎逻辑的”。
俾斯麦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先是晓以利害，说服俄国亲普疏奥，面对法奥联盟，他抛出诱饵，表示承认法国在所有通行法语地区扩张，不仅稳住了法国，还一度获得法王拿破仑三世的同情；他又利用奥地利与意大利的矛盾，成功地使意大利成为自己的盟友。
1866年6月16日，普鲁士军队正式对奥地利军队展开进攻。这一次俾斯麦虽然在外交上已做足了工作，但在战场上却没有必胜把握，因为人民不支持，军队士气不高。他像当年菲特烈大帝一样带着毒药走向战场。俾斯麦可以倚仗的就是出色的普鲁士军官和富有纪律性的士兵了。
很快战役结束了，普鲁士取得巨大胜利，一位副官对他说：“大人，您现在是一位伟人了。但如果失败了，您将成为最大的混蛋！”
俾斯麦陷入狂喜之中，他拍着桌子大叫：“我把他们全都打败了，全部！”这个所谓“他们”恐怕不仅指奥地利，也指曾经反对开战的普鲁士国家的大多数人，俾斯麦用这一胜利奠定了自己在德意志的地位和历史的地位。
但俾斯麦很快陷入了又一轮争吵和怀疑之中，这个坚定的主战派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主和派，而原来反战的人们则叫嚣着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国王和军方都同意乘胜直追，拿下维也纳。而俾斯麦非常理智，面对所有人的置疑，他再一次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眼光和韬略。他知道进一步进行战争会引发欧洲各大国的政治地震，引来欧洲强国的干涉，他们可不想看到他一口吃成个大胖子。
面对国王和军方要求审判奥地利“战争罪犯”的要求，俾斯麦耐心地说：“对我们而言，现在不是去审判谁，而是推行德国的政策。此外，更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为了生存而进行反普鲁士斗争的奥地利，而是进行这场反奥地利战争的我们。”
而且，俾斯麦已考虑到日后对法作战，“在对奥地利战争之后，接下来的必然是对法国的战争”，为此，“不羞辱奥地利是绝对必要的，不要干使未来与之友好相处不可能的事”。
普鲁士的军人们因此极为反感俾斯麦，在他们看来，是俾斯麦阻止他们去攫取更大的荣誉。在巨大压力下，俾斯麦要求辞职，去作一名军官。国王突然发现，没有人可以取代俾斯麦，国王屈服了，虽然国王心里很不痛快，但还是按照俾斯麦的要求提出了温和的方案以结束战争。
普鲁士对战败的奥地利格外客气，只要求解散邦联，并组建一个没有奥地利的联邦；获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太因；合并几个小邦国。
1866年，一个北德意志联邦国家出现，它包括21个邦和3个自由市，普鲁士国王和首相分别兼任联邦主席和总理。联邦的军政和外交大权也由普鲁士掌握。这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基础。
此时，俾斯麦将注意力转向南方诸邦。但德意志南部一向被认为是法国势力范围，拿破仑三世决不会放弃。那就只能武力解决。拿破仑三世宣称：“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
得统一。”如果俾斯麦“把南德意志诸邦拉进北德意志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
俄英两国也反对普鲁士强行吞并南德地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公开表示反对普鲁土“侵犯”该地区，英国外交大臣克拉林顿表示“不能容忍普普士以压力政策越过美茵河界线。”
面对来自整个欧洲的压力，俾斯麦再次展现了一个杰出外交家的创造力。他利用法国对南德的领土要求，以宽大的和约把南德4邦拉到自己一边。
当法国要求吞并比利时和卢森堡时，俾斯麦要求法国出具书面材料，同时他暗中通知英俄等国抵制法国的要求。
法国的野心让英国深为担心，害怕法国成为劲敌；俄国向来与法国在波兰和东方问题上矛盾，普鲁士一再向俄国暗送秋波，支持俄国的对外政策，俄国甚至提出与普鲁士结盟的要求。意大利不喜欢法国保持罗马教皇，因为这阻碍了意大利的统一。于是俾斯麦因势利导的几招之后，法国成了孤家寡人。此时，又一个偶然事件给俾斯麦送来了良机。
1868年，西班牙发生内乱，王位虚悬。俾斯麦派人到西班牙活动，使西班牙政府宣布将王位献给普鲁士王室的一位亲王。法国大怒，要求普鲁士书面保证放弃这一王位。
普鲁士国王威廉表示忍让，给俾斯麦发了一份电报。俾斯麦把它缩写了一下，将“从长计议”改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和解的意思变成了轻蔑的拒绝，“原来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现在是回答挑战的号角”。
1870年7月14日，俾斯麦缩写的电报在报纸上发表，挑动了拿破仑的怒气，法国政府一片叫嚣：“打到柏林去”。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欧洲各国宣布中立。
普鲁士“铁路加步枪”的崭新作战方式取得了完全胜利，色当之战，法军大败，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元帅毛奇生擒。
1871年1月18日，法国巴黎炮声隆隆，20公里外的凡尔赛宫镜厅却一片庄严肃穆。
在那些为炫耀法国君主的风采而设置的镜子里，出现了众多普鲁士人的身影。这些人的服装除了教士之外，都是军人制服。突然，从600个喉咙里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欢呼声先后6次响起，打破了巴黎郊外的寂静。
就在这个法国的王宫里，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宣告诞生。
第三节 伟大的胜利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它比失败让人类的本性更难以承受
由此开始，德国以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象站立在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而此时，英国、法国、俄国都已经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发展了近四百多年，美洲大陆上的移民国家——美国也已经立国近100年了。
德国姗姗来迟，但它一亮相就令世界大吃一惊。这不仅因为它刚刚在军事上击败了欧陆强国法国，俘虏了法皇拿破仑三世，并张扬地在法国王宫举行自己的开国大典；还因为：在总人口、国民生产总值、钢铁产量、煤产量、铁路线里程等方面，新生的德国都已经超过了法国，在欧洲仅次于已经称霸了一个多世纪的英国。
正如当时的英国首相所说：德国的统一使欧洲的“力量均衡被彻底打破。”
德国向法国索取的战利品，远比拿破仑向德意志索取的更为苛刻。
割取两个工业省和足以削弱法国经济的50亿法郎惩罚性战争赔款，德意志帝国的生日宴在法国王宫举行，这些安排似乎流露出一股以牙还牙的味道，这极大地加深了法德间的仇恨，引起了此后法国人长期的愤怒，“给法德关系留下了一块难以愈合的溃烂的炎症”，两个民族的血还要继续流下去。
不过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德意志人都在极度兴奋之中，因为他们终于找到德意志了，他们现在可以傲慢地向任何民族说：“我是德国人。”
俾斯麦无疑是最大的英雄。但他一直否认个人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退休之后还说：“人既不能控制时机，也不能引导它的方向。人惟一能做的，只是凭借或多或少的技巧和经验跟随它前行。”
德意志迈进大国行列，德国人陷入狂喜，很少有人对帝国建立的方式感到忧虑。尼采是少数清醒者之一。
他说：“公共舆论实际上反对谈论战争的不幸后果，尤其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伟大的胜利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它比失败让人类的本性更难以承受。”
其实早在此之前德意志的民族自豪感就带有泛德意志化的倾向，在1848年，戴姆伯爵就声称：“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七千万，如果可能的话，有八千万或一亿人口的庞大帝国，在这个帝国里，要树立起海尔曼的旗帜。这样武装起来后，我们将与东方和西方抗衡，与斯拉夫国家和拉丁国家抗衡。我们将从英国手里夺过海上霸权，成为地球上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这就是德意志的未来！”
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这种情绪空前高涨，理性之舟逐渐迷失在欲望之海，正如路德维希所说：“在德国，胜利总是削弱人们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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