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一花一世界 一笑一尘缘
作者：欧阳娟
欧阳娟,女,江西樟树人,生于1980年12月,已出版长篇小说《深红粉红》、《路过花开路过你》、《交易》、《手腕》，短篇小说散见于《女报》、《漫友》、《青锐》等报刊。
对于我来说，文字是一个魔障。
从遇见它的第一天起，它就像一颗跃跃欲试的种子，在我心底最隐秘的某些角落反复膨胀、收缩。有时候我以为它已经离开了，而转了一圈回来，它仍然清晰地在那里，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一种更加强悍的方式存在着。
第一次遇见它，是在一个微雨的春日清晨。情窦初开的小少年，穿了薄薄的天蓝色衬衫，削瘦的骨架，俊秀的脸。我低着头走路，他轻“哎”一声，展现一个阳光明媚的微笑。当时恰逢一阵微风，破碎的桃花瓣落了满身。我抬起头循着落花看去，也不知看了多久，回过头时他已经不在。那年我11岁，突然很想留住这美好的一瞬。我想到要拍一张照，画一幅画，又觉得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尽诉当时情景。我想了又想，唯一能将当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表述完整的，只有文字。于是在稿纸上写下一行文字：桃花、少年、春衫薄。从此，这三个词语成为我的偏好。在我的小说里，总是会有一个身材削瘦、面容俊秀的少年，他代表着最纯洁、最羞涩、最难以言说的那份情怀。
16岁，我初中毕业进入师范学校，甩开了繁重的功课，有了充足的课余时间。那段时间我阅读了大量书籍，主要包括五四时期的诗歌，外国名著和中国古典名著，港台那边的文学作品也读一些，杂志也看一些，但看得不多。就是在这段时间，我读到了极其钟爱的《红楼梦》和《乱世佳人》，其中《红楼梦》读了不下20遍。
读得多了，手就痒了，我开始尝试着写一些小短文。与大多数人的经历不同，写作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只要我认真对待，并且按照刊物的风格去写，投出去的稿子基本都会被采用。但是我是一个拧巴的人，在发表了十几个短文之后，我突然觉得写作不是这样的，文字不应该被如此对待。我不想听他们的了，我想让他们听我的。于是我开始由着性子胡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作品，当然大多数都是杂文，也当然大多数都会被枪毙，但是其中也有一小撮幸免于难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校园里的艺术家们》。这篇不足三千字的小文给我带来的后果是被将近三百个艺术班的学生围攻。至今想起来我还心有余悸，那天我正伏在靠窗的课桌上画简笔画，有个男孩隔着窗户在我桌子上敲了一下，问我，你是×××吗？我说我是。他又问，那个什么什么是你写的吗？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了，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写得太多了，写完了就寄出去，从来没管过它们的死活。不过，既然人家这样问，那估计应该是我的吧，我诚恳地点了点头。他说，你出来一下。我就收好桌子出去了。像大多数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走路的时候喜欢低着头，所以，我刚出去的时候并没觉得怎么异样。当我抬起头来准备跟他说话的时候，天啦，乌泱泱一大片人潮向我涌过来……不害怕是假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如果能跑得掉的话。他们把我围在中间，几百张嘴巴同时发问，问得我头晕目眩咽痛耳鸣。好吧，我承认，我对他们的衣着品味进行了批评，对他们的某些行为给予了指责，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呀。我装出趾高气扬的样子，声嘶力竭地进行解释和辩护。历经将近两个小时的混战，人群终于散开了。不知道是被我说服了，还是站累了，总之他们纷纷回宿舍拿饭盒上食堂打饭去了。
18岁，我到了北京。北京很美，北京很大。一个事物，无论它是太美了，还是太大了，都容易让人迷失。那个城市很古老，那个城市很新潮；那个城市很贫穷，那个城市很富裕；那个城市很宁静，那个城市很喧嚣……那个城市有着看不尽的风景受不尽的诱惑。我想，我应该暂时把那些关于文字的梦想埋葬起来，好好挣两年钱再说。我选择了一份听上去还满有前途的工作，月薪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所要付出的，就是包括睡眠以外的所有时间，阅读将变成一种奢侈，而写作，简直是奢望。那段时间对我是巨大的煎熬，虽然数着工资时心里会掠过一丝快感，但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我几乎都是在焦躁中度过的。
一个人应该为了金钱活着还是为了理想活着，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这又是个让人难以作答的问题。当你面对金钱赤裸裸的刺激，理想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强悍还是渐行渐远？
将我从这种左右为难的煎熬中解脱出来的，是偶然认识的一个男孩。经过之后的了解，我得知他的年薪在50万元以上，而那时，他才24岁。一个24岁的男孩，英俊、时尚、高薪、前途无量，而他用了一种极度慎重的声音轻轻跟我说，他写了一个小说，叫什么什么名字，他希望我好好看看，给他提点意见。当我听见那种温柔的声音，看见那双清澈的眼睛，我知道，一个人只有谈到他内心极其柔软极其致命的部分时，才会有这份情怀。尽管他看上去如此了无缺憾，而他的心灵是不安的，因为他的理想不是年轻英俊，也不是时尚高薪，是文字，是思想，是渴望将心灵融化到作品中去的欲望。我知道，文字是他的魔障，正如，也是我的魔障。
我离开了北京，回到了书桌前，回归了最本原的自己。2004年，我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是一个有关青春和记忆的小说，六个性格鲜明的女孩，像开在同一根枝条上的桃花，彼此羡慕又彼此嫉妒，酷烈纠缠的诸多情感。小说一经在网上发表，就引来出版公司的频频示好。经过反复比较，最终跟北京朝华出版社签定了出版合同，2005年1月正式面世。2006年，我又在该出版社出版了青春小说《路过花开路过你》。如果我愿意，一直这样写下去，或许会有一本一本青春小说接连不断地出版，不咸不淡地卖出去，而我，也将成为读者眼里所谓的青春小说写手。但是我又开始拧巴了，我不想被某些模式所控制。我总是积极地投身于某些事物，然后又反过来，希望让那些事物转而向我投奔。2007年，我接连写了三个长篇小说的开头，在这些小说里，结构的模式化被完全打破，语词的狂欢达到了巅峰，那些或清香或腐烂或刺鼻或悦目的文字，每一个都像一把重重的锤子，脱离了故事本身，它们同样能够获得各自的生命力。但是，这种写作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就像一首歌，一开始就唱到高潮，余下的部分不再有惊喜。
我要学着怎么样起承转合，怎么样控制节奏感，怎么样让平凡的句子迸发出非凡的光芒。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终于，《交易》诞生了。它来得比我预想中要快，却又比预想中更加从容。我原以为要从《深红粉红》走向《交易》，至少需要三年五载的时间，而实际上，我只用了一年。
16岁的时候，我问姐姐，爱你的男人和你爱的男人，你选择哪一个？她骄傲地答，我选择我爱的同时也爱我的那一个。24岁的时候，有人问我，畅销小说和纯文学小说，你写哪一种？我狂妄地答，我写畅销的纯文学小说。终于，《交易》圆了我的梦，在出版之后的仅仅一个半月时间里，它就卖出了6万多本。
《交易》令我感觉安慰的，并不仅仅因为它卖得好，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读者群贯穿了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人，很多四五十岁的读者给我写信，与我交流思想。这让我感觉我的文字已经突破了年龄的界限，我的思考，已经不再是一个青年人特定的思维方式。我对这种改变，充满欣喜和敬畏。
紧接着《交易》的是《手腕》，紧接着《手腕》的又会是什么？我不知道下一步将走向哪里，要走多长时间，我只是听命于内心深处最本真的召唤，遵照着命运一次次给予的细小提示，用尽量精准的文字，将生活的真相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