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童话背后的脸（外一篇）
作者：沙 爽
一个女孩在去外婆家的路上遇见了一只狼，———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小红帽的故事？小红帽和她的外婆被猎人解救，可恶的大灰狼死于满肚子沉重的石头。这个流传至今的经典版本，其实却并非原汁原味。早在17世纪后期，法国诗人佩罗出版的故事集里，小红帽被野狼吞噬，故事至此戛然而止。因为没有遵从母亲的教诲，擅自与森林里陌生的野狼搭上了话，轻信的小女孩永远失去了反败为胜的机会。直到一百多年以后，格林兄弟让小红帽在结局处悔过自新，从而获得分辨并且战胜坏人的智慧。
从来没有人试图深究这个表面清纯的童话背后的多重意味。也没有谁会相信小红帽最初作为性爱寓言而现身。牛津英语词典中对“野狼”一词的释义是：诱拐女人的男子。今天的欧美有一句形容女孩失贞的俚语：“她遇见野狼了。”而大众通常称好色的男性为“狼”，在这一点上，何以中西方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小红帽脱下处女之血一样鲜红的连帽披肩，躺在假外婆身旁，径直踏入被野狼伤害的命运。种种细节暗示我们，被视为儿童早期教科书的“小红帽”童话曾经“儿童不宜”，那袭鲜红的连帽披肩，一度覆满17世纪法国贵族阶层的淫猥和奢靡。
因此，与我们想当然的常识相反，童话并不具备它古老的DNA。尽管17世纪末期已经产生了“童话”一词，但实际上，早期的所谓“童话”只为成人提供消遣。因为直到19世纪，才出现“儿童期”和“青春期”的概念，在此之前，儿童夭折的现象非常普遍，因而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拥有长大成人的可能性，否则很难引起他人关注。而一旦他们已经证明自身可以生存，立即被视为“成人”。他们被安排尽可能地早婚，以完成传宗接代的责任，即使他们刚满十二岁。
当孩童真正被当作孩童对待，“小红帽”的故事才消减了它的性爱寓意，变成了儿童读本。但是“童话”本身有它的荒诞和悖谬：它的作者是成年人，宣讲者（或童话书的购买者）也是成年人。所以，童话在实质上更多地契合进家长的口味，体现成人世界的眼光和标准。于是，父亲（或者未来的丈夫）一样强有力且满怀善意的猎人开始出现在故事里，担起拯救柔弱任性的女孩的责任。母亲的谆谆叮咛未能防患于未然，父亲的力量将在亟需收拾残局的时刻，适时现身。
三百年来，小红帽像一个隐瞒了真实身世的人，怀揣巨大的秘密，混迹于童话的森林里。对成年群体而言，小红帽的故事不仅牵引着我们当中多数人关于童年的记忆，而且它还将在一代又一代的孩童中永久流传。事件的真相有着如此惊人的气息，像海绵垫子里露出的短短一截针尖，让我们倒吸一口凉气。
应该说，作为一部学术论著，《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出人意料地有着一张亲和的脸。也许，这种亲和力并非出自凯瑟琳·奥兰丝汀的笔下，而是来自我们喜爱的小红帽本身的魔法。我们是这样熟悉她，像一个邻家女孩，日日相见，仿佛生出了难以割舍的血缘。即使凯瑟琳·奥兰丝汀执意要告诉我们，小红帽有着并不纯洁的出身，经历曲折跌宕，并且在成人后变成了一个妖冶的美人，再后来又变成了同性恋者，狼皮加身；再再后来在高速公路上持枪杀人……我们还是热衷于相信，那个我们曾经毫无保留地喜爱过的小女孩，她苹果一样鲜艳的小圆脸，大眼睛里的淘气和羞涩，从来就不曾改变过。
“小红帽是我的初恋。我总觉得要是娶了小红帽，我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天赐良缘。”快言快语的查尔斯·狄更斯，道出了多少在童话中成长起来的小男孩的肺腑之言？凯瑟琳·奥兰丝汀是对的，即使置身脚踏实地的成人世界，童话的影响也无处不在。仔细想来，在我们漫不经心的阅读里，小红帽的故事的确时常出现不易察觉的改变。在某些版本里，小红帽自己用剪刀剪开了野狼的肚子，这个现代版的小红帽，随身携带着女性主义自我拯救的勇敢和剪刀。
事实是，人类在成长，小红帽也在成长。在不同的时代里，同一件红色披肩变幻出不同的内涵和形象，它同时是流行服饰画册、思潮测量仪、风俗纪录片，以及商业直观图表。它不只吸引了孩子们清澈的目光，还吸附着民俗学者、心理学家、诗人、女性主义者和广告商们心情复杂的注视。想一想近几年来风靡民间的“大话西游”和“大话三国”，我们不能不相信，一部作品越是经典，就越可能面临着彻头彻尾的肆意改写。那么在未来时态中，我们喜爱和信赖的小红帽最终还会变成什么模样？会不会像凯瑟琳·奥兰丝汀在后记中所预言的那样，在一个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庞杂的世界上，变成了一个一体多面的、我们再也无法界定和区分的性别？
在这世上，任何事件都成为可能。
生命的衬里
对这个怀揣梦想而又被现实囚禁的世界而言，有一个女人的出现始终令人迷惑。这个被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女人，这个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媒体评价为“至死保持了一位真正的先锋艺术家、评论家风格”的女人，曾在两年一度的“耶路撒冷奖”颁奖典礼上直言不讳，令以色列主流媒体大为震怒；继而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将矛头直指布什政府挟“战争”以令民众的伎俩。是的，这是苏珊·桑塔格，真实、睿智、犀利，以超越一切自身身份和处境的独立姿态俘获了成千上万人的心。
1933年，苏珊·桑塔格生于纽约。其父在中国北方做皮货生意，日本入侵时死在当地。桑塔格六岁入小学，因为能读和写，一开始就插班到三年级，不久又跳了一个年级。所以从北好莱坞高中毕业时，桑塔格只有十五岁，入柏克莱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深造。后于哈佛获文学和哲学双硕士学位。这个受过严格的学院教育的女子，只在三十岁以前有过短暂的教学经历，之后断然拒绝返回大学教书，认为学术生涯与创造性的写作格格不入。长期以来，没有固定的工作和职业，桑塔格依靠稿费和奖金生活。但是她说，这样的生活使她“行动自如，而用不着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这个特立独行的、只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女子，在十七岁的那一年，与一位大学教授相识仅十天，便携手进入婚姻生活。八年后，桑塔格离婚，此后就只与女人保持亲密关系。
1964年，《关于“坎普”的札记》发表，苏珊·桑塔格声名鹊起。这个六岁开始梦想成为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却一生沉浸于文学中不能自拔的女人，如她所愿，成为美国声名卓著的作家，只不过这盛名并非得自于她自己寄予厚望的小说创作，而来源于文学批评。让我们看看这些音节响亮的论著书名：《反对阐释》，《论摄影》，《激进意志的样式》，《重点所在》，《在土星的标志下》，等等。以及1977年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期间写就的《疾病的隐喻》，桑塔格期待此书能为那些同她一样身罹疾患的人带来抚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护照，但或早或晚，至少会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这是典型的“桑塔格句式”，优雅，从容，果断。她的文学类作品除了长篇小说《恩主》、《火山情人》和《死亡匣子》外，还有她此生创作的唯一一部剧本：《床上的爱丽斯》。
据苏珊·桑塔格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当时她正在意大利，执导皮兰德娄的一部晚期作品《如你所愿》。一天，在戏中饰演主角的爱德丽娜·阿斯娣的一句玩笑，意外变成了一部剧本的起始点。爱丽斯·詹姆斯———一位不成功的作家、职业病人的形象，随之出现在苏珊·桑塔格的脑海里。十年后的1990年，她才正式动笔把它写了出来。翌年九月，该剧在波恩上演，引起轰动和广泛注意。诚如她自己所说，“我感觉我整个的一生都在为写《床上的爱丽斯》做准备”———这部剧本动用了桑塔格一生的精神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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