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回归
作者：梁 明
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这就意味着必须面对现实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矛盾冲突，而且必须以鲜明的立场和明确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表明爱憎，并对丑恶予以揭露批判。其批判精神与真实地再现客观现实是相伴相生、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因此，现实主义是严肃和神圣的。我们在考察当代文学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演变回归历程时发现，从“伤痕文学”发轫的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基本上处在昂扬状态。从总体上来看，这个阶段的创作，无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还是对建国后曲折道路的反思；无论是对变革现实的呼唤，还是对腐败现象的抨击，都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的视角却是单一的，即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审视现实与历史。这种囿于政治、视角单一的批判，是因为存在于生活中的阴暗面、人们遭受的苦难、社会上的腐败现象都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自然而然要从政治上揭危害、挖根源、找原因。这决不是因政治的偏差造成的危害只有政治批判的单一视角。几十年来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和政治统帅一切、政治第一的宣传氛围和在强权政治下所形成的社会运作机制，培养了人们一切从政治出发的思维习惯。当人们对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对刻骨铭心的伤痛悲愤至极之时，由此而激发的亢奋情绪，不可能使人能够冷静深入地从人性的、文化的或人道主义的视角去作鞭辟入里的揭示。人们选择政治的视角进行政治揭批，可谓是轻车熟路，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理所当然。而且这种由衷迸发的批判精神强烈尖锐、旗帜鲜明。那一篇篇“伤痕”、“反思”小说，分明是对极左思想、强权政治的血泪控诉和愤怒声讨；那一篇篇“改革”小说就像一篇篇向习惯势力、僵化体制、社会蛀虫宣战的战斗檄文。此阶段文学中呈现出的强烈批判精神是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形势同步进行的。当人民的控诉、社会的批判随着国家宏观政策、治国方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之后，对极左思想的批判逐步降温，文学中激烈的政治批判意识也随之冷却，并沿着反思小说反思历史的精神，将目光转向追寻中国古老的文化。从政治的反思走向文化的反思，旨在从深层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去揭示造成现代灾难的封闭、僵化的古老而沉重的生活惯性，去批判世代相传的惰性心态和民族性格中的劣根性。“寻根”小说在文化反思中体现的批判意识已不再有政治批判中所表现出的怒目金刚似的强烈情感，而是在冷静的剖析和深刻的透视中，传达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启示力量。《小鲍庄》的所谓“仁义”正是祖辈相传下来的一种稳定、麻木、自信的文化心理的真实写照。《爸爸爸》中那个丑陋、呆痴的丙崽正是传统文化中野蛮、愚昧、落后、顽固不化的民族劣根性的象征。
小说中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经历了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揭示两个阶段之后，在先锋小说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象征、荒诞、变形等艺术手法的解构中；在迅速崛起的坠入庸常、摹写普通人原生态平凡琐事的“写实”小说的消融下；尤其在九十年代之后出现的对现实生活的信念产生崩溃而陷入沉沦和迷惘，继而踯躅于私人领地的新生代小说的颠覆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惑。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是弱化还是不复存在？是变异还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改头换面？我们不能否认王蒙、宗璞应用意识流、象征、变形手法所写的诸如《春之声》、《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对“文革”扼杀人性的批判与控诉、对一切非人道活动的抨击与鞭挞；以及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徐星《无主题变奏》中鲜明的反叛传统的姿态。我们不能忽视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作家在其不动声色的零度叙述中对普通人在庸常无奈生活中的客观写实，以及作品中普通人的人性弱点的自然暴露。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新生代小说中所描写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人性扭曲、爱情殒落和伦理道德亲情流失的客观现实。正因为上述作品具有直面现实，具有批判、置疑、揭示的批判成分，才会使读者产生同情或愤懑、认同或厌恶的阅读情绪。
鉴于以上分析，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应有两点启示：
其一,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情感态度，与现实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始终处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其批判意识的表现形式和基本指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艺术手法的变化和创新也必然驱动现实主义的内涵有所变动，同时，当今文学对“小人物”的普遍关注呼唤着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并使之成为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传统中强烈的对立情绪和尖锐的批判矛头渐渐转向到对陷入逆境的弱者和不幸人生的同情；对事实真相的忠实反映和对社会弊端、人性弱点的冷静剖析和负责任的深刻思考和揭示上。因此，今天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是多元的、宽容的，也是理性的、深刻的。
其二，现实主义是一种伟大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学形态，它在精神上深刻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中国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继承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于在恢复现实主义信念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创造性地发展现实主义。真正有作为的、有现实责任感的作家应摒弃虚无缥缈的、自以为是的、可怜亦可悲的个人放纵和毫无责任感的任性，从与现实社会、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狭小圈子中突围出来，回到现实主义的大家园中，方能摆脱困境。前面提到的“先锋”小说、“写实”小说、“新生代”小说，其中虽然存在现实主义的因素，但毕竟十分的稀薄而脆弱。也正因为存在这少得可怜的现实主义因素，也才产生了一定的审美价值，独领了几年风骚。如今，有的已成过眼烟云、明日黄花；有的迅速转向，向现实主义回归；有的刚出生就已现颓势；有的则坚守自私自利的写作立场，作困兽犹斗似的自哀自恋，这种文学“私有”的倾向，也蹦不了几天，终究也将被淘汰出局。变革中的中国需要现实主义复活。被光怪陆离的“文学”折腾了若干年，对文学已十分厌倦的中国读者盼望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出现。如今，在俄罗斯文坛上复活了的现实主义已全面击溃了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再度展开对现实主义的讨论和创作热潮，中国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昌盛也许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