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幻象之死
作者：章学珍
《英儿》成书未及出版，随即传来顾城杀妻自杀的惊世传言，社会各界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惊异声、感叹声、唏嘘声淹没了事件。有评论者以道德尺度界定事件，顾城自私自利、为所欲为，《英儿》的全部内容就是一个撒旦在“忏悔”的幌子下为自己的魔性作自我宣泄和自我辩护。也有评论者从人性分裂的视角，挖掘边界混淆的顾城内心的懦弱、残忍、阴险。
在我看来，《英儿》与其说是一部“真切的情爱忏悔录”，不如说是欲亡而未死者有意涂蔓黑色诱惑，以狂人日记式的胡言呓语留给世间的死亡预言。
本文以《英儿》与顾城事件的互涉关系为假设前提，借拉康之杖，掀开重重帏幕，企图与那个致命的伤口重逢。
1、远与近——闭眼就是天堂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远和近》
在这首诗里，“你”其实是诗人反观的想象界的自我，超脱于尘世洞悉神明亲近自然，被抛至真实界的“我”则茫然蒙昧，而诗中的“看”类似于照镜子，镜子里的自我有真实界的“我”无法抵达的世界。
照镜子（镜像阶段）是自我观念产生的关键，这是拉康的发明，作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重构者，他指出“自我”是人对自己的想象，与人的个体存在是矛盾的。拉康意下的镜像阶段，是指还不会说话、无力控制其运动的、完全是由本源的欲望的无秩序状态所支配的婴儿面对着镜子，高高兴兴地将映在镜中的自己成熟的整体形象理解为自己本身的阶段，在这样一个虚妄的基础上，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形象，并终其一生来寻找某种形象视为自我，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追求，“都是为了化解人类生存中无法逃脱的匮乏、缺席和不完整所作出的努力而已”。人类主体的完整感、统一感，正是借助于镜像阶段而获得的。简言之，自我就是他者，是一个想象的、期望的、异化的、扭曲的以及被误认的对象。
可以说，顾城便是一个自我误认的典型。
顾城曾说过，“中国只描画过两次人间天国。一个是陶渊明的桃花源，一个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
浸染于传统文化，顾城在镜花水月的幻梦里触摸到血脉相承的流淌——必须排除万难，力图实现中国传统文人的这两大梦想。
在激流岛上，这个诗人到哪里都带着一顶自己做的“烟囱帽”，执意不肯学英语，很少跟岛上的其他人交流，他活在以话语为构筑的“看云时很近”想象界里。这个小岛位于南太平洋上，被蔚蓝色的海水所环绕、貌似被俗世喧嚣所遗忘的桃源仙境。
“我不是在爱，我是在梦想一个女儿世界，我的爱是微不足道的。”（《英儿》98页）这是一个映照在他者幻想上的人生。不是顾城凭借超越现实的意图去实现梦想，而是镜中之像的女儿世界是如此完美精致，这一象征将诗人的想象推入更潜层的虚无化，成为吊在树上摇摇欲坠的苹果。一种蓬勃而盲目的力量由此延伸泛滥，它无视任何伦理的压抑和控制。这个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世界里（见《我不能想得太多》），生活无谓无常，“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生命幻想曲》），一段“有花有树”的生活就此拉开序幕。
乍看起来，这是何等令人神往的和谐图景。顾城摒弃现代生活的枷锁尽心承构着自己的“太虚幻境”，在自力更生中体验到自然生命力恢复的狂喜——快乐来自于被期待的地方，这种狂喜是辉煌而又基于幻影之上的自恋经验。所携手共生的妻子们（见《英儿》开篇：“你们是我的妻子，我爱过你们，现在依旧爱着……”）虽然也给予了肯定的感情，然而，这终究是他者的形象，支撑着这一切的只不过是诗人从内部观照把理想形象置于外部并执著于此的心理，自我的裂痕也由此越拉越大。
“梦”是一直以来顾城的诗歌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也正是分裂的自我形象在作品中的贯彻。“我热爱我的梦/它像春流般/温暖我的心”（《幻想与梦》）、“我的梦，/是一座城，/一座最小的城。”（《我是一座小城》）、“他只有，很多很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醒在一个明亮的梦里/凝望着梳洗完毕的天空/他在长大”（《风的梦》）、“要选梦中的种子/让它们在手心闪耀”（《我的一个春天》）、“我醒着，就梦见了一切”（《领取》）……梦，宣告着内心自我与现实界的决裂，期待自我与能指自我的分离，这些梦像暴雨一样，冲洗着灵魂的底片，露出被掩盖的生命本色，同时也是诗人对于自我形象进行建构的轨迹呈现。“能唯一给我启示的是我的梦”，对于顾城来说，只有梦才能带来透骨的真实感———恰如《金刚经》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欲望与梦难以分开，在精神分析家看来，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象征性实现。正如拉康所说，“在与像的遭遇中，欲望浮现了出来”。
关掉世界的声音，梦便浮现了出来。
2、爱与欲——被谋杀的幻象
《英儿》，一如其他作品，是顾城在语言里与不竭的欲望相遇，这是生命里所需要的一个形式。妻子们是女儿世界最重要的元素，英儿尤其是谢烨的离去，是一种对于顾城自我形象的否定力量，昭示着自我的缺乏，从而导致焦虑、愤懑乃至仇恨的心理体验。
诗人明了自己的境况，“出书的时候我不一定看得到了。”（《英儿》97页）创伤性记忆的重复书写，导致了对于痛苦绝望的反复体验，并使之绝对化，成为无法消解的郁结。因为，这个时候生命的本能，是慰藉，是告别，是遗忘。这便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compulsion），人固执地、不断地重复某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活动，或反复重温某些痛苦的经历和体验。
应该说，在岛上的这段日子里，顾城回归自然天性、尽情享乐生命的极致，同时这又是他最不愿意回忆的，最初的日子已看不到，那时只有爱情——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道致命的伤口。然而，这个自我世界的言说者到底想要写给谁看呢？
“我写这些字，是因为我还活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愿死去，它必须活在两个人之间。”“我写这些字，就是为了把它给你，就是因为它不愿跟我一起消失。”（《英儿》112页）妻子们的离去敲碎了世界尽头的隔离玻璃，毁坏了顾城生命里最深处的根——他的女儿国梦想。《英儿》的成书，虽一部分得益于谢烨的催促，但更多的推动力应该是来自于顾城内心为了扭转外力的否定，对于想象界记忆的召回，在那里他是唯一的可汗，是她们的神。当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个人都是一次性的重复，然而在语言里，可以复活与痛苦互相沉溺的狂乱迷醉。海德格尔有言，只有进入语言的网络之中，才能有见诸主体的可能性。拉康说，我们在语言中栖身。创伤性事件已经在时间里死去，记忆的意向性决定了语言所涉及的实际上是无法忘却的记忆，这一过程纠结了回忆与再现、遮蔽与揭露、显现与缺席的同在，而也只有追溯与重现爱欲，才能打开真理、完整自我的存在。
只能存活于语言里的爱与欲宣告了梦想的破产，现实如镜照见了这一实质。其时，语言已成为架在顾城脖子上的一把利刃。如拉康所言“语言就是对人和物的杀戮”。他甚至认为从来不存在性关系那样的关系，性欲不过是象征和想象的产物。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作为幻象，光明世界从来逃不出被谋杀的命运。
3、生与死——无生之死的创伤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着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顾城《墓床》
永逝而无悲伤，是执意未果的失落，还是透视人生的淡然，又或者，是自我抚慰的温情。
顾城五岁的时候一次睡觉醒来，看着雪白的墙想到人死了要变作一种灰，空虚感攫住了这个敏感的孩子。这是诗人首次产生死亡的概念，感悟人活于世的短暂，他想不该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从眼前的昆虫身上找到了可怜的安慰。这是来自于自然的一种归属感，花开花落，岁月流转，生亦何欢，死亦何憾。“我在中间应当休息”，伴随着树枝的生长。在大自然的感怀下，求得想象中生存的温度。生死不过一念之间。诗人之生是因语言而在的，更因语言背后的“意”而在的，而诗歌不过是此在的衍生物。
只有爱情的到来才能带来死生的真切。《英儿》的语言显示出痛失情爱之后的冰冷决绝，虽然有所压抑，但我们仍能感应到其间所迸发出的怀疑与愤怒的声音。顾城真正所爱，不是具象的人，具象的事，他要把幻象里的生活纳入自己的自然界，不能爱，无从得，毋宁死。
拉康言，真实是打断一个美梦的敲门。英儿、谢烨、顾城、激流岛以及他们所留存于世的作品共同构成了诗人的“我在世界”，它是触手可及却又脆弱易碎的玻璃瓶子，从瓶子里往外观望，主体被外部的镜像所引诱，并在无意中将此纳入自己的生命。主体若确实认同自己为外部他者的像，便面临着被暴露在无的危情之下；但若无法认同，也就迷失了自己的本质。
顾城着迷于他者目光的温存，但未及确认，就被英儿乃至谢烨剥夺了确认的权利。任何缺失都无法弥补幻象到现实的回落，都可能造成存在与想象界的断裂。爱欲是作为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相抗衡的主要力量，但是如果爱欲遗失了存在的可靠性，生命距离终点就不远了。爱欲空缺突然降临，让顾城措手不及，一直以来的执念被毫不留情地背叛了，还剩下什么，除了死亡？
“改变命运唯有死亡。”死亡，被顾城看作可靠的担保品，但这非但没有改变命运，且令他丧失了生活的认同，也丧失了世界的接纳——从这个角度而言，诗人曾说的话“我没有在世界上活过”（《的确，这就是世界》）与拉康的观点“人只存活于幻象中”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