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荒凉故乡
作者：史曙明
1
我爱人的堂姐从小失去了双亲，过继给一对无儿无女的夫妇做养女，后来就招了我的襟兄做了上门女婿。
前年四月初的一天早晨，襟兄仍然起得很早，想去干完最后半天的拆房扫尾活，可一看天色不好，似乎要下雨了，就去耙秧田了。后来天色转晴了，他怕其他伙计都去了，自己又是管账的，下午还要清账算钱。于是吃过早饭便去了，结果正赶上了房墙倒塌。据说，七个人都被埋在废墟里，目前尚未救出一个。
我是在当天傍晚才得知这一消息的。我和妻子赶到出事地点，挤过围观的人群，只见昏暗的夜色下是堆积如山的废墟，两台挖掘机正在不停地挖寻，灯光所照之处全是混凝土和砖头，狼藉一片，硬邦邦冷冰冰的，甚至看不到一点反光。挖掘机发出沉闷的吼声，回应它的只有混凝土、砖头和铁的碰撞声，坚硬，含混。但人们的目光跟着挖掘机的灯光移动，重块慢慢地被一一搬开……
先挖出了两名奄奄一息的重伤者，这给大家带来了些许侥幸的希望。在挖掘的过程中，我为襟兄的幸存祈祷，并作种种假设：襟兄被一块尚未砸碎的混凝土板块斜斜地罩着，抑或一截尚未完全断裂的柱子挡住了覆压下来的墙砖和楼面，他正好倒在柱子旁边的空隙中……如果襟兄真的还未死，而且还能感到身体某个部位的剧痛，那他也许仍在挣扎着寻找生命的出口。
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挖掘机才彻底掀开襟兄身上的重荷，惨白的灯光聚照在襟兄身上，满是灰尘。只见他静静地趴在墙砖上，后颈被混凝土板块切断了，现出了断裂的白筋和血管，双手紧抱一堆墙砖。挖掘人员为了把墙砖搬开，以至把他的手也掰断了。除了墙砖，不知襟兄还抱着其它什么离开人世，这也许是我们看不见，甚至也想不到的。
襟兄是湖南人，自幼丧母，从小跟着父亲吃了不少苦，高中毕业后经人介绍来到了我们江西。他会讲普通话，后来也听得懂我们的本地话，与人交往应该没有什么语言障碍。但他总是沉默寡言，别人谈话闲聊时，他要么仍埋头干活，要么抽着闷烟静静地倾听；说到与他有关的事，他也只是用极吝啬的话语或者干脆就用表情作出反应，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外人。然而跟我似乎有些谈得来，虽然话语也不多。他跟我相聚的机会少，但一相碰，谈得最多的话题便是读书，这大概因为我是老师的缘故。我渐渐地了解到：他的家族中有不少读书人或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的人，他自己也读了不少书；他也指望自己的孩子能读好书，到后来，读书成绩一直很出色的大儿子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因而为了供养四个孩子读书，无论多苦多累的活，只要能挣钱，他都肯干。前几年我介绍他在我大弟他们承包的养鱼场看鱼，他很尽心尽责，大家都很信任他。大前年县城大搞城镇规划建设，需要很多民工。襟兄虽没学什么手艺，但听说拆房这活儿挣钱多，就辞工去了。后来，他似乎有意躲着我，有时偶然相见，他也躲躲闪闪，好像欠我什么似的。
前年春节，我去他家拜年，和他聊起了他大儿子读书的事。我对他说，你只管准备钱送儿子上大学吧。我原本想借他大儿子夸他。可他低头不语，也许误会了我。于是我就安慰他说，孩子的前途重要，大家一块想办法吧。但他还是扭过头去，很久才转过头来，眼里似乎有些泪花，我也只好沉默了。后来听堂姐说襟兄想请我给他的大儿子报考时把姓改过来，跟他姓邹。
襟兄出事三个月后，在他大儿子考上大学的升学酒宴上，我大弟说，要是襟兄仍在他那里，就不会这么早去了。现在才知道他是为大儿子读书才去拆房的。说来也怪，他好像知道会出事似的，五个死者中只有他一个人买了两份保险。不然，现在他大儿子上大学确实很难。
然而，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是否有必要用性命来作投保金呢？
那年，他四十五岁。
2
大弟似乎没再去铤而走险，却在去年清明节也走了。他不是死在家里，而是死在他办香粉厂的一个废弃的老粮站里，距家几十里山路。
清明节下半夜，弟媳被大弟惊醒，听到大弟的喉中似有痰声，叫他，不应，开灯一看，只见他四肢抽搐着，眼一瞪，就不动了。弟媳边掐人中边喊醒邻居。他们把大弟背到屋后的医院，医生一看，就摇头说晚了，可能是心肌梗塞，问是否白天受到了惊吓，如果早几分钟可能还来得及。
清明节早上，大弟接到一个好友的电话，叫他快点到县城去。他便骑上刚换的“富先达”载重摩托去了，经过一个叫四教的村庄时，突然一个小孩从右边的巷子里窜出来冲到车前。大弟急刹车。车刹住了，小孩却倒在了车前。路边的人一哄围了过来。大弟呆了，等他回过神来，这小孩已经站了起来，安然无恙。围观的人中有几个认识大弟的，见孩子毫发未损，便劝开了小孩的亲人，让大弟走了。
大弟已走一年多了，可他的手机还在我身上。我原想在安葬时就用大弟的手机作陪葬，但我当时心存芥蒂，对他的死因仍有怀疑，就把手机留在了我身上。大弟与人合包的枫渡电站大水库做养鱼场，还在我们镇的秋溪街上办了个香粉加工厂，两处他都投入了较大的股份，而且他又是管账的。上月还经一位好友介绍并担保借出了期限为一个月的两万元高利贷给别人，当时期限已到而钱却未归还。
当时，我不但未关机，而且还接打了不少他的好友的电话。电话一接通，对方不是叫老板就是叫老六（其实他既不是生意上的老板也非在兄弟中或江湖中排行老六，只不过是右脚小趾上多了个小小的分趾而已）；不是要大弟亲自处理生意上的事，就是与他预约打麻将赌骨牌，还有就是问他是否搞到了鳜鱼、鳖鱼和野味……
大弟在山里长大，虽读书成绩不错，但未读完小学就辍学了，跟父亲上山伐木锯板。十六岁学开车修车，十八岁就结婚生子了，后因两口子不和，他经常在外打猎赌博，甚至十天半月难回家一次，结果不但输掉了自买的汽车，而且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致使弟媳毅然弃子回娘家。两年后，在亲朋的劝导下，大弟接回了弟媳，买船在水库里摆渡，出租打鱼，两口子和和美美过日子。亲朋们也为他们高兴，认为这是浪子回头。
大弟因爽直大方，诚实守信，宁可别人负己，也不愿自己负人，所以交友广，黑白两道的人都乐于跟他打交道。当我告知他们大弟的死讯时，他们都说我开玩笑，后来听我说得郑重其事才半信半疑赶了过来。事后，他的几个伙计和那个借高利贷的人的慷慨仗义的表现，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
在送葬回来的路上，我提着的锣撞在一株草上，轻轻响了一下，身后的堂兄就赶快提醒我当心，他说如撞在“死茅”上，只要锣响了，不管多好的锣也会裂的。我一惊，心想，大弟是否也如铜锣撞上了“死茅”呢？他才三十八岁。
大弟曾给我说起过他们水库上发生的一件事：一个非常凶悍的偷鱼贼被大弟他们逮着了，遭他们一顿毒打后仍不老实，后来被他们捆住放到水库里坐了一天一夜的水牢。大弟担心，就在半夜偷偷地给他送药送饭。他说：“说实在话，我们还不是这样混过来的，偷猎走私，有时甚至玩命。我们不容易，他们也不容易，谁不巴望自己过得好点呢？但为了几条鱼而赌命，他不值，我们也不值！”那时我似乎从他无奈的心声中听出了点什么，但欲说却无言。
3
没想到堂兄在埋葬我大弟回来的路上对我说的那句话，竟在一个多月后却让他自己给应验了。
堂兄伶牙俐齿，嗓子又好，他拉出的长调像吹高音喇叭，尖细酸辣，能穿山震谷，直揪人心；现在山里人很少唱山歌了，堂兄只读过小学，无师自通，比兴手法运用自如；不喝半点水他也能即兴扯唱半天，诙谐煽情。因而大多数人喜欢与他凑在一块，忙里可以偷闲，闲时能够找乐。堂兄在这时便眉飞色舞，还能风风光光地趁机白吃别人送来的茶水、香烟。他好吃懒做勤偷人，是个十足的吃软饭的男人。为此常招母亲和老婆的臭骂。老婆去世后，又同邻村的一个寡妇公开同居，管吃管睡，有时还管赌。他最乐意干的事就是砍竹伐木，摸蛙捉蛇，电鱼偷猎，以挣点烟酒钱。他说靠山吃山，不吃白不吃，谁管得这么多。村里人骂他混混、无赖，叫他长颈鹅。
去年六月初的一天，那位寡妇特地斫了两斤肉，打了壶酒，请他同自己上山电石蛙，大的可卖三四十元一斤，小的可以自己吃，如电到蛇、鳖就更划算了。她叫了半晌，堂兄才骂骂咧咧懒洋洋地起床，酒足饭饱后便吹着口哨进山了。下第一个水潭，就滑倒了，电鱼机也浸湿了。堂兄爬起来，开始骂骂咧咧，后来却幸灾乐祸起来：“也好，还是趁早回去打打牌吧！”转身伸长脖子边走边唱：“对门山上有棵树，树下有妹叫人疼。树上的杨梅酸又甜，阿妹的奶子红又软……”把寡妇抛在后边。走到一个芦苇丛边，堂兄似乎听到几声熟悉的叫声，停下来侧耳倾听，认定与上月他在山上逮着的一只野猪仔的叫声一模一样。这野猪仔又嫩又鲜，与寡妇一家吃了一天。这时寡妇赶上来了，他嘘声示意她等一下，便放下电瓶和机子拿着刀循声而去。
不久，寡妇就听到他大叫：“不好，快来！”寡妇过去一看，只见堂兄的大腿上流着血，脚下的这条五步蛇的扁尾还在摆动，头却打碎了，旁边的弯刀上有血迹。堂兄叫寡妇解下裤带，把伤口上方捆起来，把他扶到水边，把大腿浸在水里。过后，堂兄就不能动了。寡妇只好连滚带爬回家叫人。
当家里人赶到山上时，堂兄已经昏迷了。几个大汉轮流背了半天才背回到村里。一放下就用烧酒灌了早准备好的蛇药给堂兄喝，接着打通了“120”，然后坐船赶往水库头那里的盘山乡村公路。堂兄在船上醒了过来，不断叮嘱大家帮他关照他的两个儿子。他说他造的孽太多，对不起大家。
救护车来了，医生一看，就说没用了：一咬到了主动脉，二时间拖得太长，三喝了烧酒，加速了毒液扩散的速度。果然，堂兄就死在了救护车上。去年他四十二岁，留下了正在读中学的一对儿子，还有七十多岁的双亲。
按家乡殡葬的习俗，堂兄本该在第三天出殡，但村里的一位老先生说我大弟是在重丧日埋的，而这天是三丧日，应推迟两天。正是六月，堂兄的尸体腐烂了，腐水从棺材缝里渗漏出来。出殡这天，全村臭气熏天。
村里人都说，堂兄造了孽，这是野猪和蛇勾结起来报复堂兄的。
4
在我堂兄死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我大弟死后的第三个月，我的父亲也去世了，死于肺癌，从发病到死只有两个星期。从此，山村的十三户人家，搬的搬，迁的迁，都走了，只剩下一栋高一栋的新房和旧屋，大大小小的，或敞开或紧闭着门窗，对着后山的坟地和村前的流水，似乎在目送，又好像在守候、等待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