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月涌大江流
作者：李伯勇
一
国企改革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是世纪之交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05年11月我偶然得到这部长篇书稿，作者黄龙德已是中年，非文坛中人，与我素昧平生，当时我不敢寄予很大的期望。在我得知他是一个国企的党委书记，因企业的“破产”而赋闲在家，他“在企业工作了二十多年，亲身经历了社会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盛衰沉浮，领略了其间的沧桑冷暖，因此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试图借国有企业改制的舞台，来演绎人生和社会的变革……来了结一个萦回心头多年的文学之梦”。就是说，他是以一个亲历者与企业与工人同命运共浮沉从而写出这部作品的，于是我对这部作品又有了内在的兴趣。
出乎意料，我读完书稿，自己被书中的激情和深情打动了。这是一部视角寻常却新颖、在表现上有一定难度、却显示一定广度和深度、基础很好的长篇小说。我甚至揣测，经修改出版，在同类题材，这部长篇在江西更在赣南是独步的。黄龙德很快做了修改。我更没想到，之后他在网上公布其内容之后，很快有了积极的回音。北京一位出版商看中了它，很快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此类创作出新不易，亟待创新；《月涌南江》有新意有深度而且有实在的内容。这是文学具有魅力、现实主义文学具有生命力的又一见证。近期我怀着欣喜之情又一次读了散发墨香的《月涌南江》。
二
这部三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以南方国有企业南江集团改制（破产）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在这一时代潮冲击下各色人等的心灵和命运，写出了南州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是一部贯穿现实主义精神、有着较充沛的中国现实情境和现代意识、质地深刻厚重的作品。作者没有孤立而纯粹地写改革，而是将改革同历史（个人和地方的历史、精神史）联系起来；人物没有两极化脸谱化，而是生活化及在此基础上的典型化，作品也就具备了生活的真实感、整体感和厚重感。在当下许多写改革的作品中，它有着独特而别开生面的意义。
与其它一些写改革的作品不同，《月涌南江》不着眼于改革与保守之争，进步与反动之争，正义与非正义之争，它不是以高昂的调子刻意向“主旋律”靠拢，而是在寻常生活深刻动荡中呈现强烈的“天道良心”。它不是声色俱厉批判味十足地写腐败和不正之风，而是客观而不动声色地，将各种人因私欲和追求，而在变革的生活中对利益的权衡及攫取当作生活的内容进行描述，这种变质变味（不认为腐败是腐败，把不正常当作正常，将荒诞作正经或正经作荒诞）的现实生活因而更加触目惊心。
在我看来，《月涌南江》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梁逸梦这个尴尬人物悲剧人物写得准写得好。他是个大型国有企业党委书记，同样受“中心与核心”之争的困扰（“党的书记在地方是老大，在企业便成了老九”），他的实际地位的下降和遭人漠视（尤其受到上级功利主义的对待），在不断地聆听并向底层回归过程中，他始终尽一个党委书记的职责；在企业改制、“破产”的动荡中，他的作用有限，施展的空间非常小，更多的时候，他是以一种职责、人的责任感、同情心来进行工作的。他许多时候是处在一种夹缝中，左右为难。他显示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不计个人得失，不唯书不唯上，不畏权势，不贪钱财，不要官，善待百姓。
与其说他受了共产党传统理论的教育，不如说他的经历（文革，学生，知青，教师，战士，企业政工干部）、他平时喜欢读书思考玉成了他，他有同情心、正义感、有中国文人那种骨气。他在工人心目中是好人好书记，他对时代对时局有冷静的认识和反思，这是他个性——人气的一面。他的同情心、良知和人格力量更多地来自他的人生经历（下放农村，参军；乡情，亲情，爱情），所以他始终能够恪守做人的底线。从20世纪70年代末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到世纪之交的梁逸梦，国有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的形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梁逸梦有所作为和无所作为——这一艺术形象具有深刻的时代社会内涵和人生内涵。
底层群众认可他，说明群众对共产党还是寄予希望，但恰恰是他的顶头上司，倒是对他采取功利式甚至无视和排斥的态度。我们可以感觉到，缺乏有效的监督（不透明），权钱合谋的必然性，一个正直党员正直公民往往无可奈何。其结果，就是人心普遍受到腐蚀，民族的精神受到巨大的戕害。他做了这么多稳定安抚工作，到头来他只是作为普通一员置于一隅，而坐在主席台上的官员早已与实权实利搅在一起，居高临下唱起高调，改革的必然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梁逸梦始终以一个夹缝中居于弱势领导的姿态出现，在顺应改革的情势下，为最大程度争取工人利益（工人成为弱势群体），他尽了自己的责任。梁逸梦是个真实感人，成功的艺术形象。
三
这部作品有三条基本的情节线。一是梁逸梦、柳芸（企业正直力量的体现）；二是成林、熊啸（企业实际管理者）；三是赖玄牛（社会上的暴发户）。人物恩怨交叉，扩展到整个社会（权势和底层工人）。情节呈扇面展开。
柳芸是现代意识的体现者，也是作品的亮点之一。她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她有自己丰富的情感内心世界，有自己的追求。显然，南江局限了她。她的丈夫王中华（市委秘书长）是异化的人，她厌恶他离开他是必然的。她一旦意识到自己婚姻选择的错误，就勇敢地“突围”，寻找自己的新爱。她对王中华有个从相爱相从到怀疑拒绝的过程，她并不轻松，甚至痛苦，一旦决定，她就会义无反顾。她最后决定与丈夫分手，表面上有着与梁逸梦结合的考虑；深层次上是她拒绝和反抗官僚体制的一种政治姿态和生活姿态。她在网上聊天，是她现代意识的一个体现，也是她对现实失望，在网上寻找精神寄托与内心抒发的个人化诉求。
相对而言，梁逸梦更多的是以人格魅力来推动工作，来影响她的。梁逸梦其实不是她最可心的意中人，他只是在南江这个弹丸之地因自身素质让她倾心，只要走到外部世界，她肯定会产生新的选择（包括爱情）。她与梁逸梦相恋是悲剧性的。梁逸梦自身的悲剧性格是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他只能为别人工作，受指派工作，在他下岗成为一般人之后，仍接受了上级指派的安抚任务，他活得无奈甚至窝囊，在此种土壤中，他的生命意志趋于萎缩。他对局势看得清楚，但无能为力，老是顾虑重重，反复审时度势，能做的只是洁身自好诚恳工作。表现在婚事上，他自然以各种理由不敢接受柳芸的爱，内在的炽热同锐气磨钝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既说明他现代意识的内在缺乏，也说明他正需要一种新的现代质素来武装自己充实自己确立自己。龌龊世态中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一种巨大的感召力量，但仅凭个人道德素质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总经理成霖这个人物写得真实可信。作品没有把他当作反派人物描述。他有一定的能力，也有自己私欲，他并没有像一般工人认为的把企业当私人公司，他只是看穿了“鱼龙混杂江河日下”。他的能力、工作重心不是放在本企业上，而是“功夫在诗外”，组成关系网，开始他还有为企业谋划之心，随着对龌龊世态的耳濡目染，他失去了信心，反过来，利用关系网加紧谋求自己的利益。他到处拉关系，有为自己（包括留后路）的考虑，在企业破产之时他就完全考虑自己的去向了。后来，在他处境不佳的时候，还用心把熊啸引入陷阱（妓女），是深刻之一笔。
赖玄牛这样的弄潮者，与其说他是投机钻营，不如说他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激发的一种人生拼搏。这既是一种“恶”，从中又体现一种商品经济的正当性，就是说，在体制的扭曲或扭曲的体制中，必定有扭曲的人来适应（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这种人充当了当下权力与市场合谋的润滑油，在南江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荒唐戏。这里，既有老局长沈志田（失落之后也想捞一把）暗中找关系倒卖小车的“小儿科”，更有王中华这一类秘书长疯狂地巧取豪夺，大挖国有企业资产的“中儿科”。他们实际上是既得利益者，已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月涌南江》不足在于，作品有时设置人物和情节太宽泛，因而掩盖甚至中断了对主要人物的刻划，造成了行文的淹滞，，影响了可读性，也就影响了主题的开掘。作品的思想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作者还没有站在更高的层次来面对和审视现实——主要人物，作品思想艺术的冲击力受到了遏制。这也是当下大多写改革的作品所遇到的难题。
四
掩卷沉思，我顿时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之感。这部作品流淌浓郁的诗情。它着眼于南方的一厂一市，原题为《阵痛》，可内涵已大大超过了“阵痛”。成书时以“月涌南江”为题，诉诸了一种开阔而混茫的精神意象。
月，象征高洁的人心，象征人性的美好人性的力量。月，还有孤独的意味，爱情的意味，高洁人生的意味。月不但是梁逸梦、柳芸，同时也是一代奋斗者（包括下岗工人）美好心灵的化身和象征。这是中华民族昂然立世的情操力量。明月照中华，明月照我心。我还感觉到作者写作的非功利的沉静心态。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里面，“凝结着数百万下岗职工的辛酸和泪水……相信历史不会忘记这些为民族崛起而做出过利益牺牲的人们”，对历史的负责、对人生的反思，促使他这个无缘文坛的中年人写出了这样一部掷地有声的作品。可以想见，纯净圣洁的“皓月”支撑和陪伴他完成一场艰苦的精神跋涉，也朗照和抚慰着为民族的振兴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