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个性化和个人化（外一篇）
作者：李伟明
多次和一些曾经爱好诗歌的朋友谈起现在的诗歌，大家都有深切的感受：诗歌写作几乎走进了死胡同。“看不懂”是某些现代诗的最大特点。不善藏拙者如我辈，面对那些经过某种手段排列组合的分行汉字，一面惭愧地承认自己的“低能”，一面又难免厚着脸皮质疑：“诗人”所记录的，莫非是他自己那断断续续的梦话（梦话如果是连贯的，想来也应能看懂一些意思）？我们读了四年中文专业的人尚且看不懂，全国13亿人当中至少有12亿也不懂吧？
导致新诗“看不懂”，我想是写作者太“个人化”了。或许他们本来是要追求“个性化”的，可惜误入歧途走上了“个人化”的道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许多作家把“个性化”写作当作自己的追求，“遵命文学”不再是主流。作家莫言说：“一个写作者必须坚持人格的独立性，与潮流和风尚保持足够的距离；一个写作者应该关注的并且将其作为写作素材的，应该是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一个写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能够使他和别人区别开来的语言。一个写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视角。”个性化写作，使文坛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个性化是推进文学创新的重要因素。以诗歌为例，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作家屈原，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他在艺术形式上，打破四言诗的格调，创造了句法参差灵活的“楚辞”体，是诗歌形体的一次解放。和《诗经》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屈原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一代代人之间产生广泛的共鸣。后世的众多优秀作家，也是通过“个性化”不断创新，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因此绵延不绝。
个性化的作品有棱有角，容易形成“品牌效应”，为人们所识别。那些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哪个不是个性鲜明呢？金庸的作品，离奇的故事中暗藏玄机，稍一品味，你就可品出人生哲理、政治寓言，只有肤浅的人才会认为只有打打杀杀，是为娱乐而娱乐。王跃文笔下的官场，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人”，而恰恰是这一点，使其显得超级逼真。也许，在当前“正统”的文坛，上述二位都坐不上“主席台”，但我相信，他们的作品（虽然未必获过奖，特别是那种有助于评职称的大奖），因为这种鲜明的个性，一定能比一般的“获奖作品”更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个人化”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个人化”是“个性化”的误区，是因为写作者把文学创作私人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疏远社会生活。比如“梦呓”式诗歌的泛滥，使现代诗歌因为患了“自闭症”而日渐式微。又比如某些散文作者，成天唠叨着自己的吃喝拉撒，自己写起来津津乐道，别人读起来味同嚼蜡。这些，表面上看似乎拓宽了写作题材，其实却使创作的空间越来越狭小。
“个人化”并不是最近一二十年才有的事，历史上也不乏这种情况。南北朝梁、陈时期盛行的“宫体诗”（“盟主”是梁简文帝萧纲）就算一种，北宋初期的“西昆派”也有它的影子。这些无病呻吟的东西，当然没办法“走”远。南北朝最后一个优秀诗人庾信，前期也是“宫体诗”的“发烧友”。后来，他的生活经历发生变故，对社会有了深刻认识，诗风也随之“脱胎换骨”，终于留下了一批佳作。杜甫评价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说得很客观。
文学是社会科学，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是它的重大使命。个人化的东西，先天缺失思想性，若非艺术形式特别美，是很难让读者接受的（更不用说流传了）。个性化的作品，给大家看；个人化的文字，最好留着“自赏”。
李白的理想
说到中国文学，不能不提唐诗；说到唐诗，不能不提李白。
李白是中国文坛的“超人”，因诗而位列“仙班”——“诗仙”，这是何等高贵的荣誉。
然而，李白的理想，并不是做一名诗人，哪怕是成“仙”的诗人。跟中国历代文人一样，在“红黄黑”三道中，李白发自内心的选择还是“红”道，用现在的话来说，李白的理想是当一名公务员。
唐朝是中国最重视文学的朝代之一，因此换来了文学艺术的繁荣。李白以其文名得到唐玄宗的赏识，有幸进入“中央机关”工作。那时的李白，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以为“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很快就要实现了。然而，现实却令他大失所望，唐玄宗虽然对他不错，但完全无视他的政治兴趣，根本无意在政治上对他进行栽培，而只是让他“供奉翰林”，做点吟诗作对的闲差（相当于“事业编制”）。
没有获得“公务员”身份的李白乐不起来了。后来，他索性辞职不干，游遍中国，写下了大量的瑰丽诗篇，但一直没放弃当“公务员”的念头。安史之乱中，李白投靠永王李璘，原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岂料永王后来因为“理想”大了点，成了唐王朝的“现行反革命”，其兵败身死之后，李白也被朝廷判死刑，后经郭子仪解救，才改判流放夜郎。
诗仙李白穷其一生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在中国正史当中，李白因为没有行政级别，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只在次要位置给了他简单的几笔。
李白以及新旧《唐书》的编撰者也许都没想到，历史其实也爱开玩笑：正史记载简略的李白，后来却因为他写诗的业余爱好，其知名度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在正史占了重要篇幅的高级“公务员”（包括帝王级别者）。李白若有在天之灵，不知是否对此感到欣慰？
李白想当“公务员”的心态，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说，一点也不奇怪。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谓的“红黄黑”三道，“红”（从政）历来是中国文人的首选。“黄”（从商）为文人所不屑，而“黑”（从文）呢？表面上看很重要，其实根本不能和前二者相提并论，它充其量是“红”的附庸。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并未把“从文”当作正事，汉朝文学大家扬雄就说过，做文章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尽管后来的曹丕说了些为“黑”道挽回面子的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这并不等于文学可以和政治相提并论，如果叫曹丕别当皇帝，做个专业作家，他肯定不干。
正是因为这种“大环境”，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涌现了大批杰出文豪，但是没有职业文学家。李白如此，杜甫、白居易亦然。后来的曹雪芹、蒲松龄，也是因为仕途失意，才在无意中成为杰出小说家的。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这话真是说绝了。
若以一时一地而论，“红黄黑”三道，“红”者有权，“黄”者有钱，这些至少可以让人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相比之下，“黑”道肯定要吃“眼前亏”了。而若从长远来看，则“黑”道的生命力又远胜于前二者。权倾一时也好，富甲一方也罢，百年以后权力、财富都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而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化，其影响力则绵绵不绝，代代相承。据说，在美国人那里，“红黄黑”三道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观与游戏规则，三者互不攀比，从业者各得其乐。在我们国家呢？前不久有人在广州市作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广州青年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高居榜首的乃是“党政机关干部”（有意思的是，前些年这个职业在那里好像并不怎么受人青睐）。经济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还有，从这几年公务员考试取代高考成为“中国第一考”、“公务员”被人们称为“最后一个金饭碗”的现状，我们也可以明显感觉到，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依然是社会主导思想，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还没真正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