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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三形态及其思想来源
作者：王漪澜
“意识形态”一词在当今学术圈内绝对是个热闹的概念，所有形形色色、学术立场各不相同的思想家，几乎都参与了意识形态的讨论与争辩。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的《图绘意识形态》是由齐泽克选取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十四位西方学者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经过节选编排而成。在其中的导言《意识形态的幽灵》一文中，齐泽克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利用德里达哲学中的幽灵概念和拉康哲学中想象界、符号界、真实界三界说重新解读意识形态，将这十四位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理论拉入了他所构建的黑格尔式的三组合中。
一、德里达的“幽灵”再现
幽灵（spectre）说是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逻辑主线，是为了维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丧失了现实生存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而设。而在齐泽克的这篇文章中，题目、小标题中都有“幽灵”一词，虽然此“幽灵”非彼“幽灵”，但它们有相差无几的理论逻辑基础。
幽灵不仅仅是灵魂、鬼魂，它的特点是非生非死、非在场非缺席、非真非假，通过记忆和精神遗产时不时地回来纠缠现实中继续活着的人，它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从本体论的立场质疑难以捉摸的伪物质性，具有解构的意义。可是，解构并不是虚无式的否定，相反，它是一种辩证之否定后的功能性建构。“幽灵”对活着的人来说就是不在场的他者，虽然它丧失了在场的存在之真实，但这越发突显了它的崇高，使之构成现实场中的正义之张力。在德里达的书中，他的解构式幽灵说并不是单纯的学术辨析，而是借悄然复活的马克思幽灵重新引入政治，重新批判资本主义。而齐泽克文中的“幽灵”是意识形态的幽灵。我们都知道，意识形态“可以指称任何事物，从曲解对社会现实依赖性的沉思的态度到行动取向的一整套信念，从个体赖以维系其与社会结构之关系的不可缺少的媒介，到使得主导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错误观念，几乎无所不包。意识形态正巧在我们试图摆脱它的时候突然冒出来，而在人们认定它会存在的地方反倒不会出现”。如此晦涩难懂、含混不清的特性，难道还不是放弃它的充分理由么？但意识形态就像个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在每个角落，看着我们。理论证明，我们需要幽灵，“现实的周围只有通过不可思议的幽灵的补充才能够形成整体”。依据拉康的解释就是，象征界永远不能成功地完全“覆盖”真实，幽灵夹带着真实与象征界在它们不相容性方面共同依存，意识形态在幽灵的伪装下回来了。
文中列举了在波黑战争中，西方媒体争相报道巴尔干国家间的宗教、种族斗争，立场看似客观中立，但它所掩盖的意识形态策略，似幽灵一般昭示着：西方国家以沉默的方式支持“种族清洗”。
二、拉康的三界说与意识形态幻象
齐泽克说，要理解幻象，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那个“最基本的定义”上来，即“they do not know it,but they are doing it”。他们对其不知，但却正在做。但当今的意识形态幻象已不是简单的以虚假的表面来掩盖真实的利益关系，齐泽克将这种意识形态论简化为“表象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必须脱离‘表象主义’的或然性：意识形态与‘幻想’毫无联系可言，与其社会内容的错误的、扭曲的表征没有任何关系。”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将拉康的主体三层结构想象、象征、真实理论和关于大写他者的奴役观社会化为意识形态控制。
1953年，拉康在一次研究班演讲中指出：“想象、象征与实在是人类现实性的三大领域。”想象秩序是个人的、主观的；象征秩序是人进入了社会关系，获得了主体性，同时也被语言异化，消失了自我；实在秩序脱离语言，难以表达，但它永远都“在场”。意识形态就像是在象征秩序中，我们千方百计要走出它所经历的一切，可这正好就是我们受控制于它的形式。我们总是试图揭开意识形态的面纱，实在秩序里的真相若隐若现，但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前东德的《新闻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闻论坛》由一群热情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坚信有一条资本主义和“确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以外的乌托邦的“第三条道路”。根据拉康式命题的构想，这完全没有实质意义的幻想是非意识形态性的，它不反映任何真实的权力关系，但它又依然是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的，因为它通过“不体面”的、过度的阐述立场，验证了对附属于当下资本主义的敌意的一种觉悟。
三、犬儒主义意识形态
齐泽克对意识形态概念幽灵似的分析结果是，重新划分出意识形态三形态：“作为观念复合体（理论、信念、信仰和论证过程）的意识形态；客观形式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后，就是最难以捉摸的领域，在社会‘现实’之心脏起作用的‘自发的’意识形态。”
以1969年的阿尔都塞发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为界，齐泽克把之前的意识形态理论称为“自在”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是说服我们相信其‘真理’，而实际上服务于某种秘而不宣的特殊的权力利益。和这种概念相对应的批评意识形态的模式是症候解读（symptomal reading）：批评的目的是透过官方文本的断裂、空白和差错发现其未明言的偏见。”齐泽克认为，哈贝马斯是这种传统的“最后一位代言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系统地扭曲的交往”。他认为存在一种“调节的理想”来弥合公开的意义和实际意图之间的裂隙，达到理想化的透明的主体性交往。但这看似走出意识形态的东西，恰恰是“最卓越的意识形态”。齐泽克还一一列举批判了罗兰·巴尔特、杜克罗、米歇尔·佩肖、厄内斯托·拉克罗。米歇尔·佩肖是阿尔都塞的学生，将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进行了语言学转向，意识形态也就成了在一个话语策略驱使下某种不言自明的事物。也就是拉康说的，实在秩序中什么也不缺。
从“自在”到“自为”即外化形式的意识形态，是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开始的。他把教条、思想、信念式的意识形态物化为一系列的机构和仪式，“就如同你相信一般地行动、祈祷、下跪，你就会相信，信心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避免了悬而空的理论说教，具有可操作性，以大写的他者身份询唤主体建构。
这里最难捉摸的领域，在今天是意识形态的突出模式犬儒主义：“以一种使人解除警戒心的坦白，人们‘承认一切’，对我们权力利益的这种全面的认可不以任何方式阻止我们追求这些利益——犬儒主义的准则不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了解，但他们在做’；而是‘他们非常清楚正在做什么，可是他们在做’。”
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早期的犬儒派是极其严肃的，他们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但到后期，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蔑视世俗观念的同时，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结果就是无所谓高尚，无所谓下贱，成了玩世不恭的彻底的无理想主义者。齐泽克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也包含了这样一种态度，漠视、抛弃道德伦理，放平德行与卑劣、真理与谎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所谓是与不是意识形态，是也无所谓。就因为意识形态泛化到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可说可不说，所以当致力于展示它时，要么是产生重要的但限制在狭小的区域中的影响（如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阶段，只有军队和一些知识分子才是为这一目标而努力的小范围人群，而工人、农民以及其他人还是继续传统的生活方式），要么在社会再生产中只起边缘作用（如媒体行业的极大发展，娱乐功能膨胀，意识形态功能随之减弱）。当我们自认为已经进入一种超意识形态机制时，仔细分辨，却发现自己深陷于已经提到的含混不清的领域，是与不是难以区分。“突然间，我们感觉到了一个自为的意识形态在超意识形态的自在的在性中起作用。”因为，第一、社会运转的机制早已在某些物化了的意识形态中固定下来；第二、当前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需要意识形态的态度。
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在犬儒主义意识形态面前已显得多余，症候解读已毫无意义，在意识形态掩盖下的一切真实的利益关系就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没有人想要捅破这层透明的意识形态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