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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原诗名盛 幸有诗人扬
作者：张求会
2004年11月，我在给友人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作序时，曾对义宁陈氏三代人的诗打了一个不很恰当的比方：“陈宝箴之诗，堪称政治家之诗；陈三立之诗，更似文学家之诗；陈寅恪之诗，则是史家之诗。”这几天拜读了江西胡迎建先生寄赐新著《一代宗师陈三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一方面为看到一本由当代江西诗人撰作的散原传记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这个比方可能还不算太离谱。
诵读《一代宗师陈三立》之余，我觉得胡著至少有这样几个特色值得注意：
一、既有所兼顾，又有所侧重。义宁陈氏一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吴宓语），陈三立恰恰是这样一个特殊家族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的一生，可以入传的材料异常丰富。在众多可资利用的材料之中，胡著既能统筹兼顾，又能侧重突出。举凡传主一生行事的主要“亮点”，如青年时代与湖湘人士的诗文交游，壮年时代随侍父亲实施维新运动，晚年拒食拒药以身殉国等等，都能在胡著中逐一发现。即便是一些较少受到关注的内容，如参与南浔铁路建设等，也在胡著中得到了比较细致的展示。简而言之，读者凭借着胡著完全可以了解传主的“全景式”面貌。
“馀事作诗人”（韩愈诗句），历来被解读为文章不及事功，久而久之，自始即以诗人自期的诗人变得十分罕见，这也许是中国诗人的一种特殊性。身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散原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只作一个诗人。但盖棺论定，义宁陈氏数代先贤，真正具有入世之才的似乎只有陈宝箴。数年前，笔者在与陈氏直系后裔谈话时，也曾亲耳听到这样一种评论。后来之所以将散原之诗界定为“诗人之诗”，原因之一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胡著以散原诗文为主线，以此连缀其一生行迹，而最后一章（第八章）更是直接以“陈三立的诗歌成就与地位”为题。在我看来，如此安排至少有两个好处：既凸现了散原诗文记录历史、表白心曲的重要价值，也透露出“一代宗师”的着眼点恰巧是诗文“馀事”而非其他事功。
由此稍作延伸，我觉得这种既有兼顾又能侧重的剪裁，其实也表现出胡著务实求真的一种品格。作为少数与陈氏直系后裔有交往的研究者之一，胡迎建排除了乡情、交谊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不溢美，不隐饰，秉笔直书，客观评价传主一生，留下一部足以传世的信史。
二、既重真实性，又富文学性。胡著之《后记》有一段话最能集中反映这一特色：“我以陈三立诗为主要线索，稍作征引，探究其生平活动的踪迹与心路历程，努力做到既忠实于历史，又忠实于其诗意，不敢妄加演绎，力求做到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这一段夫子自道的话，应该说最大限度地得到了落实与体现。俗话说：“文史不分家。”又说：“诗文皆史。”二者的界限如何划定、交融的分寸如何把握，却是一件颇令人头痛的事情。谁会想到，浪漫诗人李白的诗句“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塞下曲》），居然可以成为气候史研究的证据？问题在于自然科学研究者是否都像竺可桢先生那样“具备精湛的文史知识”（周培源语）。仅就古典文学的研究而言，诗文常见的夸饰、隐曲，能不能较真？如何较真？这些都是最能看出研究者长短所在的要害。
得益于规范的科班训练，得益于长期注重乡邦文献的整理，得益于丰富的旧体诗创作实践，迎建先生在解读散原诗作时游刃有余，在“信”“达”兼备的基础上，以饱含诗意之语委婉转述，“雅”而不俗。举书中所记光绪三十年（1904）散原诗《墓上》为例：
原诗：“短松过膝草如眉，绵丽川原到眼悲。丛棘冲风跳乳雉，香花摇雨湿蟠螭。岁时仅及江南返，祸乱终防地下知。弱妹劳家今又尽，茫茫独立墓门碑。”
胡著：“墓前的矮松仅比膝高，嫩草抽长得如纤细的眉毛。棘丛中一阵风来，原来是野雉鸡跳出来了，花摇动了，花上的雨珠儿洒在蛇窜过的地上。此诗写景清丽绵芊，逼真生动，融入凄楚之情。第三联转入议论，他说每年要从江宁回来，最担心九泉之下的亡魂醒来，如果知道国家的祸乱，恐怕再也无法安眠了。王赓《今传是楼诗话》中赞此联‘最为刻挚’。妹妹再也不能操劳家事，她已走了。四野茫茫，只有他久久地伫立在墓碑前。”
不难看出，即便是短短的一首七律的引用，胡著也颇费苦心，既有真实的转述，又融入前人的评点，在确保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句无出处的前提下，真正做到了叙议相生、文从字顺。吴孟复先生对《近代江西诗话》所下的评语：“以通才而谈乡故，以诗人而作诗评，考镜平章，博而有要，亦诗亦史，有学有识，且文辞尔雅，可读性强。”——移诸新著，同样贴切。
综观全书的行文特点，尤其是结合最后一章的总体性论述，我更倾向于将胡著定性为诗话体人物传记。诗话原本是著者擅长的文体，此次虽然专用于散原一人，但也足以尽显诗话之优长，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
三、既批判继承，又力求突破。散原诗文，自成名至今，已逾百年。百余年来，论述之丰富可想而知。摭拾一二前人所论，敷衍成文，即便身处“前网络时代”也并非难事。时至今日，坊间所见各类文章、著作，大多仍停留在这样一种层次。认真追究起来，因循守旧的病因除了懒惰之外，最主要的可能还是无法完成由“隔”到“不隔”的过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创制的这两个概念，笔者以为借用至此，或许稍稍能够说明问题。所谓“隔”，是指由于缺乏古典诗文的基本训练，不会写旧诗，不会写文言文，因此无法真正获取与旧体诗文对话的资格，结果只能拾人牙慧，最多也只能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所谓“不隔”，指的是掌握了古典诗文的写作规律，能够完成合格的旧体诗文的创作，能够理解诗文作者不得不如此的用心，评论分析能够击中肯綮，并且在前人基础上得出新见解。这里不妨引用朱浩熙著《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的一段话作为佐证：
身为古典文学教授，蒋天枢时时处处注意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努力营造一种小环境，使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到熏陶。每年他给入学新生的见面礼，就是完成一项特别作业：作文——每个人都用文言文写一篇自传。
“作文就作文吧，为什么要用文言文写呢？”有的学生问。
蒋天枢解释说：“因为你是学中文的，一定要学好民族的传统文化。学外语的不说外语，一定学不好；学中文的不会写文言文，那也学不好。”
正是因为作者顺利实现了“隔”到“不隔”的转变，这才能够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深加强了散原诗学、诗艺的研究。尽管他在《前言》中自谦地将此书定位为“尝试之作”，但我相信，每一位认真阅读过胡著第八章的读者都会认同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种真正懂得旧体诗的研究者才能达到的境界。试以胡著论述黄（山谷）、陈（散原）之区别为例：
陈三立与黄山谷风格的不同表现在：山谷诗峭瘦，散原诗苍坚；山谷重点铁成金，而比兴寄托，略嫌不足；散原之诗，意境独辟，即比喻、炼字亦戛戛生造。山谷诗有槎枒之感，散原诗有浑融之气，可以溶其生涩。
胡著的力求突破，还有另一种表现，那就是冷静客观地重新审视前人看似一锤定音的断言。清诗研究权威钱仲联先生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以“宋江”比拟诗歌革命派的旗手黄遵宪，而以“吴用”比拟陈三立。迎建先生认为：“其评估是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故以诗歌革命派为诗歌的主流，认为同光体不足以冠冕各派。此说非也，诗歌革命派其实也仅是一派，且在同光体的牢笼之下，怎能冠冕其他众派？”迎建先生如此立论，显然与时下经常出现的“专拿名人开刀”迥然不同。钱仲老推进近代文学研究之功勋，有目共睹，彪炳史册，但如果据此简单地以钱老所定标尺衡量一切人物，既有失公允，也不利于研究事业的良性发展。即以上述话题为例，胡著所引吴孟复先生一函，也颇能看出，不为名家言论所左右者其实一直不乏其人：
开一代诗风，领袖一代名流，成就自己体貌，宋江一席，自当归三立。钱先生自是虞山诗脉，盖以江浙地区门户之见，难免降心从俗，或曲为弥缝。
当然，如果抱着求全责备的态度看待胡著，确实存在一些微疵。有些细节有待订正，虽然无伤大雅，但为贤者计，仍有必要稍作提示：
1．陈伟琳创立“宾兴会”，旨在资助家境清贫的族中子弟，使之顺利赴试。郭嵩焘原文为：“于是倡建义宁书院，为宾兴会，资之赴举。”胡著节引为：“于是倡建义宁书院，又为宾兴会资。”2．《神雪馆诗》为陈三立继妻俞明诗所作，并非俞父所著。陈三立前妻姓罗，罗父名亨奎，字惺四。罗亨奎有二子，一子名运陟，字邠岘。胡著误作“罗邠岘名惺四”。同页称桐城吴汝纶“号肇康”，也是前所未闻。3．三立参与南浔铁路建设之事，台湾某报较早披露了廖国仁的回忆文章，江西修水县政协所编陈氏史料集《一门四杰》（1994年印行），将作者误为“廖国光”。4．散原有诗《夏午彝编修将去南昌……午彝独携爱姬宿崝庐……》，胡著将“爱姬”转称“夫人”，稍觉欠妥。5．民国十九年（1930），散原之女新午随其夫婿俞大维往德国，临行前携俞扬和来庐山辞行。散原有诗留别爱女，题为《三月二十一日别嫁俞氏女子新午随其婿大维并将稚子扬和往柏灵》。胡著将“稚子”释为“小儿子”，显然容易滋生歧义。扬和为俞大维留学德国时所生子，携带归国后由陈新午抚育成人。新午所生二子，长方济，幼小济，均较同父异母之扬和年幼十余岁。此事在陈小从著《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已经提及。6.《苏堂诗拾》为李宣倜诗集，其友陈声聪曾为之序。故胡著所引“《苏堂诗拾》”，当作“《〈苏堂诗拾〉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