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别人的城市
作者：黄小名
黄小名，男，1970年生于江西莲花县。江西省作协会员，现在温州某企业任职。
对于他们来说，面前的这座建筑是即将挣脱的最后一个城堡，迁徙成为一种幸福的守望，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保持兴奋。快过年了，火车站的广场上黑压压的都是人头，站在某个高处，或者老远些看，真以为是一群饿慌了的麻雀铺开在晒谷坪上。凛冽的北风，刀子一样没有方向地乱刺乱捅了过来，阴沉的天幕里甚至还飘出几片零星的雪花；又一阵猛烈的风扫过，激起—阵阵“嗷嗷嗷”的尖叫声，所有的脑袋都下意识地往脖颈里缩，有的干脆把领子翻起来，把双手笼在袖子里，整个人也随着变小了。候车室里已经人满为患，浑浊的空气令人窒息，车站的管理员把人往门外赶。广场上的人便更加多了起来，潮水一般地在回旋着，汹涌着，黑色的波浪将巍峨的火车站轻轻托起!
我去火车站为两个先我一步回家的老乡送行。老乡是某个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他们都没有手机(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当初也没有说好在什么地方碰面，这使得我的寻找分外艰难。到处是肩扛手提大包小包的人，就是连掏空了洞的棉絮塑料桶衣架香皂盒之类的事物都不愿意放弃。他们蠕动的样子像极了一只笨重的蜗牛——可能明年不再回到这个城市来了，所以他们才这么一副无比决绝的样子。在人群中，我一张脸接一张脸地扫描过去，并极力调动对两个老乡身高、发式、衣服颜色等记忆的元素，以加强自己的辨别力。蜡黄、苍白、菜色的脸(很少发现红润细腻饱满的)，明显暴露了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是的，作为一名外来工，他们惟有把健康和青春当作自己全部的抵押。大半年没有见面了，我的两个老乡是不是也成了这个样子?我懒得去想。火车站大楼顶上的钟敲响了，接着听到了火车的鸣笛声——一列火车又鼓鼓囊囊地驶出了站台，带着很多人急切的情怀冲进了灰蒙蒙的远方。火车的鸣笛给广场带来了片刻的平静，大家循声张望，焦虑让脸涸得更加明显。
我在人缝里钻来钻去，挤出了一身臭汗，依然没有发现我的两个老乡，无奈地只好准备折回公司上班去，一年365天每天都拼着命为老板干，我不想因为送老乡旷了工而让老板找理由将我的年终奖打折扣。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听见了旁边一个惊天动地的哭声，一个女孩的皮包被贱用刀片划了，包里的几千块钱全丢了。女孩胖胖的，扎着辫子，大概只有十八九岁，她哭得整个人都要昏厥过去，几个老乡架住她并一个劲地规劝开导，但终不见什么效果。旁边有个中年人看了直摇头。他建议女孩报警，但是，他的这个善良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别人的嘲笑：警察有屁用!再说这点小事人家警察也懒得管呢!这么一说，那中年人便不好再说什么了，脸红红的，觉得自己像个落伍的土老冒似的，一声不响地退到一边去了。女孩还在顽强地哭，但旁边的人显然对她已经失去了继续观察的兴趣，围着的人渐渐散开，她的哭声迅即被嘈杂混乱的局面淹没……
如今这个牛气冲天的浙南小城，留给人们的印象其实并不太好。小时候，在我的家乡，就可以经常看到这里的人逡巡刨食的影子，他们补鞋、打铁、弹棉花、拉板车……做着我们当时所不耻的活儿。那时，他们好像都不愿在人前谈及自己的家乡，更不愿意回去(过年都借住在村里人家)，因为那个山穷水尽的地方，留给他们的只会是饥饿的伤痛。我记得有两个弹棉花的兄弟，很是能说会道乖巧奉迎，哥哥在我们那把个女孩的肚子搞大了，弟弟不甘示弱也拐了个我们村的女孩跑了，气得我们村的后生以后见了那地方的人就咬牙切齿地喊打。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后那哥哥竟然认了村妇女主任为干娘，化干戈为玉帛后，大大咧咧地在村里安家落户了下来(碍于面子，也就不好再对他动手了)。我以一个外来工的身份来到这里(那对弹棉花兄弟的家乡)的时候，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里的人早就声名远播了(尽管他们是用造假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很不合理的原始积累，但这好像并不对他们现在的形象构成较大的损害)，他们崛起的模式成为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让很多人研究、膜拜、效仿。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高级轿车，色彩斑斓的广告牌，衣着高贵目不斜视的男人女人……站在火车站广场边，我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城市，很是不敢相信，但我又不得不相信，难道这是轮回?当成千上万的我的老乡抛下土地，抛下父母、儿女、妻子、丈夫，以集团军的阵势涌进这个城市的时候，当我们现在的身份戏剧性地与他们当年的身份发生置换时，我的老乡们是不是像我一样也心情复杂，在感激中裹挟着莫名的仇视?如果我不小心与那个弹棉花的弟弟邂逅(听说他现在是个卖手机的大老板了)，我是点头哈腰地把他当熟人，还是面无表情地将他当陌路?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考验!
在这个移民占绝大多数的城市(而这个城市里的人又习惯移民于外地)，语言代表着身份。这个城市的语言特别难学，也特别难懂，当我们开玩笑把它定性为“鸟语”时，当地人便搬出一个传播很广的故事来佐证它的伟大：当年那次自卫反击战中，我方秘密电码屡被敌军破译，无奈之下，指挥员只得调用这个城市籍的士兵做报话员，叽里呱啦的，敌人像听天书一样，再也没有办法了。于是，语言的操持成为了卖弄的资本。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用尽量标准的普通话向他们打听什么的时候，遭遇的往往是鄙夷和白眼。因此，在这个城市整整四年时间里，我习惯了沉默——但我从不放弃观察和铭记：为了熟悉这个城市，我曾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坐公交记住了几乎所有线路的站牌；我偷学了简单的日常用语方言(如果不动声色，别人甚至还误把我当本地人)；我注意到了这里的男人头发剪得很短，女人喜欢穿着睡衣上街……为了潜入这个城市，我俨然是个地下工作者。但是，凭我的智力，再怎样努力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一个午后，我办公室的几个同事聚在一起，他们一边用本地话大声阔谈，一边不时地拿眼睛不怀好意地瞟我。那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一个外来人的孤单、羸弱，我反抗的惟一方式就是若无其事地大声歌唱!于是，我把征服本地人当成自己最崇高的目标。而且，我决定先向这个城市的女性下手。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我用近半年的工资花在了酒吧、迪厅、茶馆、咖啡屋、西餐厅、练歌房、健身中心、足浴广场……我放荡、奢靡，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个农民的后代。有一次，我在咖啡厅里认识了一个叫田田的30岁不到的离婚女人，她的风韵和貌似的高贵让我彻底迷离。田田是这个城市里的土著，有房有车家当丰厚，让我觊觎不已。我们频频幽会，田田没有男人后的空虚落寞与我的阴谋一拍即合。有一天，我终于对她说：“我们结婚吧!”没想到的是，原先在我怀里风情万种、以为随时可得的女人竟变了一副嘴脸：“就你——这个外地人?哈哈!”说完便拂袖而去。田田走了，我把她留在桌子上的那管法国高级口红当笔，在墙上用力写道：我该死!
金光四射的小镇让我的眺望变得忧伤。我扒开色彩斑斓的表面，注视着另一个没有信心喧哗而一直保持沉默的群落。他们卑微、柔弱、纤细，隐遁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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