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泥塑的村庄
作者：傅 菲
傅菲，男，1970年生于江西上饶。有散文在《人民文学》、《天涯》、《散文》、《散文海外版》等数十家文学媒体发表并入选多种选本。江西省作协会员，现在上饶某媒体工作。
圆形，齐腰深，厅堂一般大。老八伯说，这个泥坛怎么看也像坟坑。他又说，我没看过比它更大的地方啦，我一辈子都在泥坛里打转。泥坛是踩窑泥用的。泥从后山的荒地里，挖出来，用平板车拉到坛里，匀碎，浇上几担水，泥嗤嗤嗤地叫响。老八伯手拿竹梢，不时地打一下牛屁股，他自言自语地、温和地骂道：“谁叫你是牛呢?牛的命就是踩泥。”牛一脚一蹄，在泥面上陷下深深的脚窝。也陷下老八伯的脚窝。泥渐渐变得稀烂，粘稠，胶一样。
窑泥最后成了我们头顶上的瓦，厨房里的米缸，地窖里的酒坛，腌制菜的土瓮。“这是家的脏器，”老八伯说，“泥是个好东西。”老八伯是我的邻居，右腿有点瘸，秃头，爱喝点小酒，身体窑泥一样饱满。下雨天，不能踩窑泥，他就去村里的寡妇家串门，腰上挂一个竹筒的酒罐；哼着他自己才能听懂的小调。他从寡妇家里出来，脸红扑扑的，操着小圆木的茶树杖，追着老婆打。他老婆跑过一道田埂，跳过矮墙，就到了我家。这个轻度弱智的女人，头发像一团马蜂窝，一手提着油腊的裤子，一手摸着紫青色的脸，对我妈说：“拐子又打人了。嘟嘟。他把钱都给了寡妇。嘟嘟。他日上也要做那个事，我不做，他就打我。嘟嘟。”弱智女人有结舌，眼睛往上一翻一翻，露出豆腐一样的眼白。拐子追到我家门口，不敢进来。我父亲是个威严的人。拐子就喊：“邪妈，邪妈。”邪妈是他老婆的名字。其实，老八伯除了这点之外，是个很好的人。他从来没出过村子，八里外的小镇他也没去过。他的胆子特别大，村里死了人，都是他替死人洗身，换衣，守夜。我祖父去世，也是他洗身的。我父亲看都不敢看。为此，他常常取笑我父亲。他说，人死了，不就是一堆泥嘛。他不怕泥。他说，枫林这三十年盖的房子，哪一片瓦没有我的脚印?
但我们看不到脚印。脚印煅烧进了泥里。怎么说呢?泥给了我们家园，又被我们抛弃。泥是我们的父母，又让我们难以启齿。老八伯坐在我祖父的遗体旁，独自一个人喝酒，大块吃肉。死对他而言，仿佛并不是一件伤心的事情。他劝我父亲，人站在泥上，是暂时的，被泥遮盖才是永世的，你听说过人盖泥的吗?没有。祖父的死，父亲并没有哭，那两天，他穿着麻衣，流着稀稀的鼻涕，神情木然，靠在高背凳上，胸口剧烈地起伏。家族的链条，最顶端的一环断了。
“沃野千里”，这是一个如此让人心动的景象。它让我向往：河汊纵横，灌木流影，村庄隐映。而枫林，却是逼仄的，山林延绵，人声稀稀。我长时间地怀疑过我是否深入过枫林，对这个巴掌大的小村仍然是那么一知半解。我以为小村能给我的心灵抚慰。事实上，不是。“你知道什么东西对人的摧残，永无止境吗?”有一次，我父亲这样问我。我父亲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大学肆业，做了几十年的农民，依然保持着夜读的习惯。他喜欢谈《红楼梦》，谈《三国演义》，他是个寡言的人，但说起这些就滔滔不绝，像是另一个人。我对他的提问，发傻了。我说，是贫穷。我又说，是疾病。我父亲伸出了双手，说，你看看吧。我从来没有仔细地看过父亲的手，我甚至没有感受过眼前的这双手带给我的温暖——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也没有抚摸过我的脸，我睡懒床不愿晨读，他就操起扁担，捅开门，说，你不想挨扁担你就快点起来。我似乎听到他扁担抡动的风声，呼呼而来。
宽大，厚实，干裂的旱田一样皲裂，粗粝的指甲缝隙里有黑黑的泥垢。我突然看见了生活的脸孔——手就是生活的脸。我说，爸爸，你年老了，少做事吧。其实，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感情。我十三岁独立生活，十六岁离开枫林，所有对家的温暖的溯源和记挂，都在母亲身上。除了酒，我还没有给父亲买过别的礼物。他是第一次这样温和地坐在我对面，头发稀落，比我矮小，脸上的笑容仿佛是刻在岩石上。父亲说，每个人的命运都由自己去承担，我也不例外。他又说，家里的两亩田还是要种的，自己吃的菜还是要动手的，猪也要养一头，不然，你们回来过年也没了气氛。他手上两块钱一包的“月兔”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他说，泥就是我们的命运，泥对人的摧残就是把人消灭，人死了，泥还要把身体吃掉，连骨头也不放过。
我握住了父亲的手。第一次。像个鸟巢。但穿过我血管的，是阴寒。我想，这可能是泥的所要说的，只不过被父亲的手传达了。父亲笑了起来，说，你的手软绵绵的，像一团棉花。我们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父子相对，倾心长谈。父亲说，你十三岁那年，你不肯上学，我罚你跪在厅堂里，用竹片打你，你记得吗?他又说，你不知道，我吃饭的兴头都没了，你为什么不去读书呢?我叫你摸摸我的手，你不肯，你说我的手像块砖头，我说你摸了我的手，就会好好读书的，会懂事得更早一些，你不听。父亲说，从枫林走出去的人，是泥土煅烧出来的。
老八伯一年四季都是打赤脚的，哪怕上身穿着厚厚的棉袄。我坐在厅堂里吃饭就能听得出他的脚步声，嚯得，嚯得，是脚板击打土层的声音，沉闷，结实，灰尘从脚沿，轻轻地扬出去，悬浮。他的脚，像块黄褐色的花岗岩。当然，这是以前的事。他已经好几年没出门了，躺在摇椅上，左脚爬满了苍蝇，用扇子赶都赶不走，嗡嗡嗡，空气中弥散着腐肉的腥气。他得了静脉炎，小腿圆桶一样粗，流脓血。他把邪妈采来的蛤蟆草，嚼烂，敷在腿上。村里的中医说，拐子吸了大多的泥气和水气，腿是废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连过年也不回家。儿子说，回家还花路费呢。儿子不是做事的人，专干偷盗的事，饱一天饿一天。老八伯带话给儿子，叫他兄弟回来，说，田种不了，只有饿死了。儿子说，坐牢也比回枫林种田享福。老八伯坐在凳子上，用手杖打老婆，边打边喊：“我造孽啊，养两头畜牲还指望过年呢，生儿子是拉了泡屎啊。”
邪妈隔三差五端一个钵头，拦在我母亲去菜园掏菜的路口。“你家里的腌菜，给我一些吧。我们家一片菜叶都没有；”“拐子又不死，嘟嘟，我家盐没了。”“借一斗米给我，嘟嘟，我明年机了米还你。”邪妈一手捏着裤头，一手抱住钵头，脸上是黑漆漆的淤泥，露出满口黄黄的牙齿。我母亲把咸肥肉割一块给她，把箱子里压了几年的棉袄给她。母亲说，人成了一摊烂泥，什么用都没了。老八伯最终没有熬过第二个冬天。他全身急速地浮肿，裤子包不住大腿，身体里的水好像随时会喷涌出来。即使是在深夜，他矮小的屋子里还会传来哎哎的呻吟。村里的人说，拐于是饿死的，邪妈做的饭还不够她一个人吃。村里的人又说，拐子窑泥踩得太多，泥把脚给废了，菜里的虫死在菜里，是轮回。
临死，老八伯的两个儿子也没回枫林。他的泥坛成了他的墓地。泥坛已废弃了好几年，坛边的稗草疯长。坛里是乌黑的泥浆水。下葬的人说，埋拐子连坟坑都不用挖。在我小时候，泥坛是我们的乐园。我们用手掏一块窑泥，捏小汽车、面饼、小板凳、鱼，放在墙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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