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父亲身上的文化铭刻
作者：金 岱
我的父亲胡旷，生于1906年5月，故去于1967年元旦，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一位作家，一位终身怀抱赤子之心的知识分子，父亲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故事，常令我感慨不已，深思不尽。
父亲头上的“红帽子”与“白帽子”
父亲是江西修水人，1906年生于一个乡村医生家里，兄弟七个，他最小，家里很穷，但因是书香门第，他还是有幸上了学，读了书。
然而毕竟是穷，他在家里读书，种田，一直到十七岁，才到南昌考入不收膳学费的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是，在这学校读到快毕业时，他却参加了学潮，没拿到毕业证，就被撵出了校门。那时他不懂政治，只是热血青年天生刚直，不满学校陈腐的校规校律，不满学校当局扼杀青年活力的做法。
但是政治似乎认得他。那是1928年，当局镇压当时到处风起云涌的社会风潮，父亲所在的那个学校国民党中的右派势力很强，不满当局的第三党人则以国民党改组派身份作掩护，向国民党中的右派发起反抗，反抗的方式之一便是闹学潮。父亲卷入了这场斗争，当时还被吸收进了国民党改组派，后又被吸收进第三党。
父亲失学不久，即遇到了好机会，他五哥以官费去日本留学，愿节省一半官费，将他也带出去升学。于是，1929年秋，父亲到了日本。翌年三月，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就读。但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他热血又起，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参加了当时一部分留日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在留日学生和华侨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工作。这个研究会先后由李大钊之子杨震、共产党员漆愚章等人领导，据说杨震曾答应介绍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一九三三年春，这个组织就被日本军警破获了，成员全部被捕，父亲关押了三个月后，被驱逐回国，在押上回国的火车时，父亲带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三国际万岁!”十分英勇，结果被日警拳打脚踢，吃尽了苦头。
这时的父亲显然比较成熟了，他的政治活动已经是自觉的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加上当时土地革命中，他的四哥(共产党员)被当局砍了头颅，挂在修水县城门上，国恨家仇，都促使他走上了反帝和向往共产党的道路。
被日警赶回国后，父亲便蹲在上海，写抗日小说，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上发表作品。父亲早年较成功的小说《光荣的战死》，就是一篇以日本士兵口气写出来的反战小说，后来还收入了当年的《文学年鉴》。
卖文何其难也，加上写的是抗日小说，当局的兴趣又更多在安内，父亲自然是写不长久了。他开始辗转四处，寻找工作，这以后，他当过报纸编辑、图书馆采编、私人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等等。
1934年，父亲在南京当私人教师以谋生时，曾积极地帮助一位共产党员搞情报工作，往返于南京和上海间，但他很快就被当局的特务(CC份子)盯上了，跟踪，恐吓，威胁，使他只得逃离南京，回到老家修水。
回到修水，他又在修水、武宁一带搞起抗日游击队来，并到处寻找共产党，还写信给胡风(胡风与他一起从日本被驱逐回国，他以为胡风是共产党员)，请求政治上和武装上的帮助。但不久，他的抗日游击队被狭隘的地方势力破坏了。
抗战深入，国共合作，父亲参加前线抗日工作的心情日切。这时，有人邀请他去国民党陆军新编十三师当日文翻译，搞对日宣传工作。他不喜欢当时当政的国民党，可是对能当日文翻译，搞对日宣传工作，他又求之不得，于是，他与邀请他的人谈条件，他去军队当日文翻译可以，但他不穿军服，仍穿长衫。(后来，他的朋友评论说，只有他这样的耿直脾气，才会提出这样的古怪条件来。)父亲在军队里搞了一段日文翻译，发现与自己的初衷大悖，并没有什么实际抗日工作，因此，马上又想离开，几次请长假，想跑掉，都未成，呆了一年余，终于被获准离职。
父亲回忆说，实际上，1949年之前，他的头上仿佛一直戴着一顶红帽子，人们一直以为他是共产党，尤其是家乡修水一带的熟人。他也确实不能不被看作是共产党，他自己虽非共产党，但当时他的几个过从甚密的朋友都是共产党员，如杨抱爱、廖伯坦、张生力等。杨抱爱以及好几个朋友后来都被当局杀了。
父亲也许天生具有反抗气质，他个性特别刚直，什么都敢说、直说，从不畏惧，人常说他胆大包天。他曾在一个当局主持召开的教师节庆祝大会上，只身上台，当面痛责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主席。
所以，1949年之前，他一直是当局特务黑名单上的人物，不时遭到特务的注意，盯稍，骚扰，甚至还发生过许多次危险，由于侥幸和朋友的帮助，才幸免丧命于特务之手。父亲曾向往延安，想逃到延安去，也是因为他头上那顶红帽子，一举一动，总有特务盯住，终于没法成行。
1949年之后，父亲的生活远没有那样颠沛动荡了。他先后在江西文艺干校、《江西文艺》编辑部、江西省文联当过教师、编辑，从事过专业文学创作；1958年，江西大学成立，他被聘任教，一直到1967年元旦逝世。
当然，1949年之后，父亲头上的红帽子便消失了。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头上又来了一顶白帽子，一晃就成了旧社会过来的、经历复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和团结的对象”，乃至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
其实，父亲的头上，一直并没有真的戴上什么事实上的、可怕的帽子，他头上的白帽子的感觉是无形的，正如解放前他头上的红帽子也是无形的一样。应该说，父亲解放后算是幸运的，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他没有遭难，而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又去世了。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他担任了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副主席。但即便这样，父亲这位衷心向往共产党和新社会的人，却仍然觉得没有一种新社会的主人感，始终感到自己头上悬着一顶帽子，似乎时刻都有被批判、被揪出来的恐惧，总而言之，没有一种堂堂正正的公民感。
父亲过世得太早了，还只有六十岁。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肯定能活得更长些。那时他患了心肌梗塞，住在江西医院第五病室，文化革命一来，红卫兵说那里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不问青红皂白，统统轰出来。出院不久，他心脏病复发，便再也来不及抢救了。不过，后来他的许多老朋友或同事都说他是有福的，去得其时。他在的时候，还只挨了几张大字报，倘再过几个月，就要挂牌子游行，然后还要挨批斗，进牛棚，什么罪都要受。尤其他又是那样一个刚直和暴躁的脾气，结局定会更惨。自然，现在我们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父亲的创作
我十三岁时父亲便离我们而去了，我对父亲的直接印象只是幼年的那些记忆，我脑海里的父亲，其实更主要的是来自母亲眼里、心里和嘴里的父亲，以及现在手头上的这些有限的资料。不过，知子莫如父，或许知父也莫如子，我想从一些线索去揣测父亲的内心是有可能的。
父亲在日本的大学是学理工科的，他好像说过，他对数学和物理学很感兴趣。他是什么时候爱上文学，为什么会爱上文学，以及爱得如何，这些都不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