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一个人的写作与一类人的遭遇
作者：吴 霞
读完丁伯刚《宝莲这盏灯》之后，我接着读他的《有人将归》以及《唱安魂》，隐隐约约我感觉到作者要表达什么，但我不能肯定，我需要作家自己来确认。在和丁伯刚的座谈中，他腼腆地谈起自己创作的前前后后，有一段话吸引了我。他说，他不是九江本地人，他有很浓的异乡人情结，总觉得人生荒，漂泊不定，没有依靠，他的写作是对依靠的渴望和呼吁，但是，自我感觉主题还没有展开。
“写作，是一种命名，一种呈现世界图景的精神方式，同时，它也是对真实的一种很艰难确认。我们可以在作家与世界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触摸到一个时代或者一代人的精神状况，原因就在于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贯彻着这种命名、呈现、确认的努力。”①我说作家是真诚的，因为他的小说中有复杂的冲突，他一个人的写作的确呈现出了 类人与这个世界的紧张关系。但是诚如谢有顺所说：“小说内部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情感的冲突、故事冲突，我把它称之为美学的冲突；另外一种是存在的冲突。只有后一种冲突能够进入某种文化母体的中心，进入时代的内部，从而说出价值言的真相和人的全部危机。”②因此我以为丁伯刚作品呈现的是某一类人的遭遇。“遭遇是什么呢？是一些事情，是一些实存事实，是情感的美学的，它不构成作品真正的有质量的冲突，因为遭遇一结束，冲突也就结束了。只有存在的冲突是长久的，它注意的是遭遇为什么发生，以及心灵、人性在冲突中所受到的伤害。”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丁伯刚小说的主题的确尚未展开。
一、怨恨
某一类人的遭遇是从怨恨开始的。
陈宝莲是个泼妇，更是个怨妇。她总认为“自踏进大扁屋这道家门，她还没能过上一天舒心自在日子。”④文章中她的不“舒心自在”表现为：首先是开怀晚；其次是头胎的女儿夭折，接着儿子夭折，自己害奶；继而丈夫生病，欠一屁股债后撇下陈宝莲母子四人而去；跟着便是儿子望来莫名其妙的病。我们来看看这么一连串的打击中，哪一样才是陈宝莲最揪心、终其一辈子耿耿于怀、以至于她成为有名的泼妇、怨妇的?
陈宝莲先是年近三十还没有开怀，为此求医吃药拜佛，还差点与丈夫离婚。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中国传统女性而言，无于是可以被休的，我们可以想像在此期间，陈宝莲是多么惶恐不安。但是她不敢怨。而后女儿麻疹，“高烧三天后人没了”。女儿也是心头一块肉，但在乡间女儿是赔钱货，陈宝莲还有机会。第二胎的儿子无缘无故突然抽筋，“找个郎中吃了一剂偏方，胖胖大大一个儿子也跟着偏方去了”。这对陈宝莲是个打击。养儿防老，儿子便是她的命，这是心灵上的伤害。肉体上的伤害可以慢慢愈合(她的半个乳房因害奶溃烂，“脓血直流，像只给人踹过几脚的破西瓜”，大半年后“收口结疤”了)，心灵上的伤害呢?非得要有另一个儿子诞生。因此丈夫的死以及欠下的一屁股债务，对陈宝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千辛万苦养大的儿子望来的病，望来的头晕。陈宝莲固执地认为“儿子的病是那个死鬼(指丈夫)一手造成的，是死鬼传过来的”。对陈宝莲而言，她的一生要仰仗儿子的光辉，儿子的成就便是她的成就。但现在，儿子“瘦，脸色不好，说话有气无力，隔三岔五开始闹头晕，一发作便天旋地转，有时一连几天起不来床”。怨恨因此产生，因为“怨恨之源关涉到一种在体性的把自身与他者加以比较的社会化心理结构”。⑤陈宝莲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妇，自然不晓得人生还另有附丽，家丁兴旺、儿孙满堂无疑是她的理想，但现在，她看到的是自己一家在村里孤儿寡母的境遇。“孤儿寡母”的事实是陈宝莲怨恨之源，“孤儿寡母”的修辞也为陈宝莲提供了表达侵犯性情感和类似泼妇的报复行为的契机。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人物光明。
作者一开始就在暗示光明的命运：“光明感觉自己就似钻在一个越来越狭窄的岩洞中，明明知道此路不通，可他已全然没有了回身的余地，不得不稀里糊涂朝前猛钻下去。”但光明显然不是作者暗示的、村里人嘲笑的“读书读到了牛屁眼”。离开响水湾入赘做陈宝莲的女婿便是他的自作主张，或者说是一种强者的奋求心态。不料由此而传达出“他是一个没用的人，一个可以随便拿捏、随便欺负的人”的信息，这一点是光明万万没有想到的。“当个体或群体的身份与社会角色认同与其在社会既定秩序(无沦是法律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理念的关系)中的定位不相符，并由此产牛社会性生存价值比较时，怨恨心态就容易产生”。o我以为，无论是在婚后第九天丈母娘给他的下马威里，还是经弟弟点拨有了分家的念头之后，或者是在为望来的病借钱卖房的来回斗争里，以及将儿子过继给陈宝莲的较量中，光明都有一种弱者的怨恨心态。
二、冲突
“为了消除这种生存性价值比较的紧张情态(怨恨)，怨恨者可能产生两种价值评价：贬低被比较者的价值(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或者提出一种不同于被比较者的价值的价值观，以取代自身无力获得的价值实质。”⑦我们先来看光明，小说中有许多他的心理描写，他都想到些什么呢?在身份上，光明认为陈宝莲是丈母娘，他是上门女婿，他处于劣势；但是，在文化认知中，他是个高中生，“他有文化，他在外面见过世面”，而陈宝莲是“不要任何脸面，不讲任何道理的人”；更重要的是在性别上，光明认为自己是个男人，而陈宝莲是女人，“不精明不能干，她一个女人根本无法撑持这个家，带大三个孩子，无法在地方上立足”。而男人就不一样了。可以说光明是贬低了陈宝莲的价值，隐忍了自己的怨恨。
陈宝莲俨然不领光明的情，并且也要贬低你的价值，或者说“提出一种不同于被比较者的价值的价值观，以取代自身无力获得到价值实质”。以前是借望来闯祸的机会在村庄撒泼，而现在，某些早已积累的怨恨从这个入赘的女婿身上找到了宣泄口。
在这两个人之间，有许许多多零零碎碎的摩擦。重大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到大扁屋的第九天陈宝莲给光明一个下马威；第二件是为送望来第三次去江州治病，陈宝莲逼光明卖房；第三件是陈宝莲置自己儿子望来生死不顾要过继光明的儿子新文。
第一次的事情很简单，光明在整理家务中，将陈宝莲为望来的病准备的偏方——“鸡屎连同塑料包一同丢进厕所”。陈宝莲大哭大闹，又是投水又是上吊，惊扰全村。这一次陈宝莲的哭闹是一次表演、作秀。演给光明看的，因为“地方上好像有这么个风俗，入赘的女婿进门，女家一般都会借故闹一场的。这是给你一个下马威，杀杀你身上的傲气，收收你的野性，让你明白从今以后你的身份”。光明尴尬地参演、观赏了这出戏，并且认同了陈宝莲的表演和自己的角色。除了在心里愤愤不平几句，“他当真有些怕上了陈宝莲”。
第一次冲突是有声的戏，第二次、第三次就是无声的了。陈宝莲以退为进，在忍受了光明平生第一次对她的火气之后，她不哭不闹，绵里藏针，逼迫光明回老家借钱或者卖房子送望来去江州治病。懦弱忠厚的光明骑车回到了响水湾，却把无名之火发在母亲、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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