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女性散文的软肋

作者：古　耜

　　如果说五四时期，以陈衡哲、冰心、庐隐、石评梅、陈学昭、苏雪林、冯沅君、凌叔华为代表的女性散文家，构成了中国现代女性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高潮，那么，进入新时期以来，宗璞、张洁、张抗抗、苏叶、铁凝、王安忆、赵玫、斯妤、周佩红、舒婷、筱敏、韩小蕙、冯秋子、素素等一大批女性散文家，则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大胆创造，把中国现代女性散文创作推向了第二个高潮。在这第二个女性散文创作的高潮中，尽管中国社会的历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物质和消费主义思潮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复杂多面的影响，但是，倘就整体而言，女性散文还是获得了长足进展。无论作家阵容、作品数量，抑或创作题材、艺术风格，都显得流光溢彩，云蒸霞蔚，让人禁不住想起汤显祖《牡丹亭》里“姹紫嫣红开遍”的唱词。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女性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显然比第一个高潮更加有声有色，引人瞩目。
　　然而，与新时期女性散文创作繁荣兴盛的局面形成反差的是，这些年来，一些学者和作家对当下的女性散文创作，每每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有时甚至是严厉的批评。譬如，冯牧先生当年就曾不留情面地指出过：一些女性散文“充满悲观主义色彩和不健康的畸形心理，一点儿也不关心现实，只知道关注她们个人内心的杯水波澜”。谢泳先生因为反感某些女性散文的矫情、自恋、世俗和卖弄，则干脆宣告：“不读女人写的散文”。至于对热衷于表达小场景、小感觉、小情调的所谓“小女人散文”，其否定性的意见更是一再见诸于报刊，迄今不绝于耳。
　　不能说这些看法是无懈可击，但也不能说这些看法是无的放矢。其实，学者和作家们尖锐而不无偏颇的批评，与其说是指出了女性散文创作在艺术探索过程中的缺欠和失误，不如说是揭示了女性散文几乎是与生俱来、因而很难完全避免的天然弱项和病患。换句话说，是学者和作家们在善意的挑剔和苛求中，有意或无意地触及到了女性散文的软肋。如众所知，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男性和女性都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人的性别之间的差异比其它四足动物大”。这种性别的差异，有的体现在上苍赋予的生理、心理和感官层面，有的则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使然。就前者而言，女性较之男性更善于感受世界，更关心具体事物，更注重局部细节，更富有情感内涵……依后者而论，女性则通常是在几乎无法改变的命途和境遇的磨砺中，将自身区别于男性。如：长期的家庭操劳和亲情输出，使她们变得更着眼身边和更讲究实际；无奈的从属地位和被“看”角色，使她们更珍惜自身的价值，更在意横向的比较，也更追求感官的享受和物质的满足；而来自生活的、社会的、伦理的、男性的种种压力，又常常使她们不得不退回隐秘而浑浊的内心，展开千头万绪、柔肠百转、难以名状的品味和咀嚼……所有这些一旦被推向绝对和极致，便构成了女性特有的性别弱点，：反映到以直呈自我和裸显灵魂为特征的女性散文创作中，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前面所说的、被学者和作家们所诟病的那些现象。
　　既然女性散文存在的小气、琐碎、乃至虚荣、自恋现象，说到底是女性生理特点和生活局限的外化，是女性文学创作的先天性软肋，那么，对于这一切，我们理应持一种宽容的、谅解的态度，理应看到内中的某些合理性与必然性。一些经验丰富且成就突出的女性散文家，就是从这里出发，对女性散文创作的特有现象，做出了另外的诠释和相应的辩解。记得前些年，在《中国文化报》组织的一次题为《女作家眼中的女性散文》的笔谈中，张抗抗就明言：“每个人都有他感觉世界的方式，而对女作家来说，可能更容易从身边的琐事关注起，她们所写的女性散文，更多是一种记录生活、表达自我的渠道……不少人担心，女性散文的这个创作趋势会不会使女作家丧失对社会的关注，我以为不必这么担心。对于一些女作家来说，从小我关注起，只是她们散文创作的一个出发点，随着她们创作的不断实践、思想的不断成熟，她们会最终走向大我、融入社会的。而另一些女作家也许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中，但这也没有坏处。用散文的形式求得自己心灵的解脱，抒自己的情，表自己的意，解决自身的问题……我觉得都未尝不可。散文毕竟是多种多样的。”蒋子丹也表示：“一些人指责女作家的散文家长里短，不是大境界。我的回答是：非也。女人有她的特性：敏感、细腻、体察细微。她从小处着眼，关注的同样可以是人类自身的大问题。”
　　毋庸置疑，女性散文家的观点自有其事实依据和文学道理；以表现自我见长的女性散文，也确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和审美意义。遥想当年，茅盾先生就曾热情地肯定过：冰心的散文“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不过，倘若从最优秀的散文作品最终要体现民族的精神高度和历史的巨大容量的意义看；从女性散文需要在扬弃中进一步提高，而中国散文也需要通过女性散文的提高、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层面讲，窃以为：我们还是有必要接过冯牧、谢泳等先生的话题，在肯定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重新强调一下女性散文切实突破自身局限的必要性：第一，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女性将会更大幅度地摆脱传统观念和秩序的束缚，进而在空前开阔的社会和历史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姿与才情，构成与男性世界的和谐对话与亲密交流。在这样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女性群体精神映像的女性散文，如果仅仅满足于已有的精神格局和审美意趣，依旧在局促狭小的生活空间里转圈子，那么，其前景只能是越来越变成顾影自恋的明日黄花，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惟其如此，女性散文突破“小我”的定势，引进更为丰富的“大我”的内容，便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只有这样，女性散文才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永葆生命的活力。第二，必须看到，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全世界而言，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柄双刃剑。它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沛，但同时也带来了欲望的狂欢和利益的追逐，甚至带来了精神的逃逸和道德的缺席。具体到女性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便是，她们性别的种种特征，正在无形中被蒙上浓郁的商业色彩，变成了或公开、或暖昧的消费对象。这时候，女性散文倘若一味沉溺于女性性别特征的抚摸乃至自恋，那么，便很容易丧失文学的品格，而沦为庸俗的读物。在这一意义上，呼唤女性散文少一些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多一些社稷苍生，大恨大爱，便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正像当年的鲁迅先生曾经提出“娜拉走后怎样”一样，今天的读者面对笔者所主张的女性散文的突围，或许也会思考：女性散文突围之后又该怎样?哪里是女性散文的归宿?什么是女性散文的理想境界?在这方面，我暂时还无力作更为系统和更为确切的阐述，不过，有一点心得似乎尚可一说，这就是：西方女权主义作家伍尔夫等人所倡导的“双性同体”写作，实际上为女性散文创作的未来，描绘了一种美好且可行的前景。在伍尔夫等人看来，文学创作应当朝着“雌雄同体”或“男女双性”的方向努力。优秀的作家要在自己身上集中双性的质地，实现双性的存在，既不排除差别，也不丢弃其中的一性。如果把这样的原则和取向置于今天的散文创作，那就应当是：女性散文一方面要保持和发扬自身的优长，另一方面要积极撷取和大胆吸纳男性散文的特点与强项，通过有机的嫁接、互补和整合，使自身呈现出更高层面的美轮美奂和有容乃大。质之以现代散文的一些上乘之作，如被鲁迅称之为“越轨的笔致”的萧红散文，被余光中誉之为“亦秀亦豪”的张晓风散文，我们不难发现，“双性同体”确实是女性散文从根本上消除自身的软肋，进而承载人类大悲悯、大关爱、大境界的可行之路。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当然，女性散文要真正进人“双性同体”的境界，将会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它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这当中包含的探索与实验、艰辛与多磨、乃至种种误区与弯路，都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女性散文的发展堪称任重而道远，它的成功，需要广大女性散文家，一代又一代的执著前行，不懈努力，更有待于全社会、全民族的理解、支持与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