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十四岁的年夜和年夜饭
作者：余新勇
我小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有点紧，父亲母亲要解决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实在是需要一定的魄力的。他们除了自己勤勤恳恳、省吃俭用之外，还把孩子们的劳作安排得妥妥贴贴。比如做夏布，这活白天晚上都可以干，但是到了冬季，空气湿度不够，麻线易断，不宜织布。父亲就从邻村人手里转买过来一个爆米机。腊月一到，父亲或哪位兄长就挑起这个黑乎乎的像一头小猪似的铁家伙，走过一个个村子。
我那时候就被安排跟去拉篓子，像尾巴一样地拖在父亲或者兄长的后面。
那阵子几乎没有几次是在家里吃年夜饭的。越是到了过年那天，那生意就越是好得脱不开身。一般是在谁家打爆米花，也就在谁家吃年夜饭。吃别人的东西心里总不踏实，也就匆匆吃点，又坐在爆机前，继续扯起风箱，摇起爆筒。早点爆完，早点回家。我就常常想起奶奶用咸肉骨头煮的黄豆，用蒜苗、萝卜丝煮的鲫鱼冻，想了多遍了，心里就有了委屈，就像有点什么东西冲入了鼻孔，怪难受的。
我十四岁那年差点就能赶到家里吃年夜饭了。
那年是父亲担任主爆手，爆机挑出去得早，要爆的人家都被父亲有秩序地安排爆过了。在年三十这天，我们在较远的邻村里爆着。当辞年的爆竹噼里啪啦响起的时候，炉火边的米料就都变成了白花花的米花了。大人、小孩也都散尽。父亲很悠闲地拿出烟管子，一边和放爆机的那位东家说：总算赶上吃一餐年夜饭了，一边嘱咐我收拾爆机、篓子、木炭等。那天有点冷手冷脚的，但我心情还好。
可就在父亲挑起爆机，我扛起篓子起身的时候，村上的一个“下放户”拎着半蛇壳袋子米料气喘吁吁地截住我们。原来他昨天就去城里安排父母过年，刚赶回来。父亲和我于是又退回来。架起爆筒、燃旺炉火又操作起来。我心里自然不高兴，怪罪那位“下放户”，而父亲竟然和他爽朗地开着玩笑。一切完毕的时候，东家热腾腾、香喷喷的酒菜已经摆在桌上，他热情地招呼我们上桌，甚至拉拉扯扯。父亲却一直强调：不好意思，我们赶得及回家吃饭的，喊了声“多谢了”，就挑起还燃着旺火的爆机大步走了。我也只有匆匆地扛起篓子跟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雪，我钻出屋外的时候，一阵冷风夹着雪片吹过脸和脖子，一阻，风就穿过衣领，钻进棉袄里面去了。
村子里鞭炮热闹极了，类似电影里解放军攻城那种音响效果。父亲在前面走，我紧跟在后面。父亲一直都在说话，似乎讲的还是他小时候如何艰苦、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餐满意的饭食一类的往事。我则在想着自己的心事。路上只听见轻一下、重一下的脚步声。经过枣花大婶的新瓦房时，里面传出了“噼噼啪啪”的掌声和嘻嘻哈哈的笑声，我就一声不响地钻了进去，才知道电视里正在播放春节晚会，厅堂里挤满了围看的人。那时候电视机是稀罕物件，枣花大婶家的这个14寸黑白电视也是刚过门的媳妇的嫁妆。我家还没通电，电灯都没用上，更别说看电视了。我后来一直钟情于电视，钟情于春节晚会，那么这一次应该是我和电视、春节晚会的“初恋”了。我的确是一见钟情了。我发痴般地站在人群之中，在心里笑过了一遍又一遍，在心里感动过一遍又一遍，可是嘴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手脚也放得整整齐齐的。一直到父亲挤进厅堂，人们才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个我。原来父亲开始也没感觉，还在讲着自己的故事，走了好几里路之后，走进了一个狭长的山谷里，才知道我早已没有跟在后面。父亲还以为我解决什么问题去了，就喊：“老三！”见没有一点回音，又喊：“老三！”只有风吹着树林子的声音，仍然没有一点回音，父亲这才慌了起来，扯上喉咙喊着“老三！老三！”地一路折回。一边喊，一边在田垄里、荒地里找，一直折回爆米花的村子。热闹的地方都找过了，最后才找到了枣花大婶家里。父亲找到我时有点气急败坏的样子。可是我竟然不肯走，眼睛很快地转向电视，又看起来了。父亲阴沉着脸几乎就要发脾气了，手里拿着烟管子，抖着。我马上双手护紧了头。但我眼睛仍然没有离开电视。这时枣花大婶走过来了，说：“大过年的就让孩子看吧。”父亲走远了，大婶抚了抚我乱蓬蓬的头发，说：“孩子，你先看吧，”回头喊一声，“小兰子，洗点荞苗！”就走进后屋了。
终于，电视晚会的主持人满怀激情、慷慨激昂地说了一些祝福的话，说“再见”了。我随着人群恋恋不舍地离开的时候，一个长辫子的女孩叫住了我：“我妈叫你吃饭。”他好像把“我妈”两字说得更重一些。我红着脸不知所措。枣花大婶走出来拽住了我灰灰的衣袖，我懵里懵懂地随她去了后屋。我看到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摆在面前。大婶强压着我坐下，说：“吃点吧，你肯定饿了。”又喊：“小兰子，水酒好了没有？”就有那个叫小兰子的女孩应着，小跑着过来，筛上一大碗热腾腾的水酒，筛得都要溢出来了。我小时候是个腼腆的男孩，我至今不知道我那天怎么会坐下来，吃过了一样一样的好菜，喝过了一碗一碗的水酒。我吃到了咸肉骨头煮的黄豆，吃到了蒜苗、萝卜丝煮鲫鱼冻，我甚至吃到了荞苗炒咸鱼块，是那个长辫子的叫小兰子的女孩新洗的荞苗。
电视节目结束了，人们也就散了。小兰子的家里人也到别处热闹去了。我坐在桌上，开始有几个小孩子溜进来看看，后来只有枣花婶在不时地给我添着酒，催着我多吃菜，小兰子呢，伏在桌面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吃喝。我不敢细看她，只觉得她的鼻子特别高挺，嘴巴小巧，眼睛大而有神，眼里似乎漾着柔柔的亮亮的水波。她在学校里应该比我低一两个年级。
我不知不觉地就有了点醉意，回家的路上脚下就有点飘浮的感觉。没刮什么风，雪更密了。天不怎么黑，积雪的反光和雪片的本色，甚至让我觉得有点耀眼。远处、近处，稀稀疏疏地响着鞭炮，我心里头涌起了一种甜蜜、温馨，甚至有点悲壮、有点发晕的感觉。
当我扛着个篓子，披着满身雪花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人都睡了。大门却开着，每一个房里依旧都燃着油灯。奶奶正在盛春饭，盛好一碗，正虔诚地往饭里栽一棵鲜嫩的、青翠的白菜。我一进门，奶奶手里的白菜就搁在了桌子上，她拉过我，拿起个毛巾在我头上、背上拍打着雪片，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擦着。
我后来才知道，父亲在那天寻我回来的路上扭伤了脚，他滑到一条小水沟里去了，回来时又累又困饭也没吃几口就上床睡觉去了。
可是他第二天也没有怎么收拾我，估计是大年初一的缘故吧。
枣花大婶和小兰子当然不可能因为给我吃过年夜饭就会记得我，可是心里竟然从此就撇不开她们了。我就是这么一种人。有机会的话我会给读者讲点我与她们之间其他的故事。
十五岁那年我考上了师范，也戴上了近视眼镜，弟弟们也茁壮成长了，爆米花、拉篓子的事情就干得少了些。每年除夕我就在家里主持辞年的仪式：将鱼、肉、年糕等一碗一碗地端放在厅堂中间的方桌上，摆好碗筷，在碗里筛点酒水，然后洗净脸，点起香火，燃起纸钱，恭恭敬敬、念念有词地拜过祖宗、神灵之后，“噼噼啪啪”的，爆竹也就燃起来了。形式罢后又将鱼、肉、年糕等一碗一碗地端进厨房，加些佐料，因为祖宗们的口味与我们的口味是有所不同的。
在家过年，自然温馨，菜也丰盛，酒更醇厚，可惜我再也没有品到过十四岁那年的年夜饭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