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三女性

作者:杨振雩





  杨振雩,男,1963年生于江西星子县,出版散文集《饥饿的芦苇》。江西省作协会员。现在九江日报社工作。
  
  乡村放映员家的女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年正是柚子飘香的时节,我们自带棉被到乡下。起先,我们住在乡政府二楼一个小间里,木地板,房里还有部抵超生罚款的黑白电视。
  山区的柚子个头不大,但香香甜甜酸酸的,经由村姑们的肩,一筐筐挑到集镇上,很是便宜。那天,我和同伴各抱了几个回来,就着屏幕上那模模糊糊的图像吃开了。房子里一时间弥漫了浓郁的香味。
  正当我们嘴角两边酸得轮番吸气时,门“咚”的一声响了。
  谁呀?今天是周末,乡里的干部都骑了摩托回县城住去了。同伴把门打开,屋里黄灿灿的灯光把走廊里的黑色齐茬茬切割开来,从切口上露出一张女人的脸来。我注意到,她的眼梢微微挑起,目光在与同伴对视的一刻,旋即像兔子般闪开了。随之,她的面部也低垂下来,长长的睫毛像纤细黑亮的斑马线,覆盖在眼睑上。或许她明知别人的目光在其间逡巡,但她并不想就此抬眼。
  在乡间,一个三十出头的女性有着这样姣好的面容和肤色,并不多见,只是在她眼角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飘忽不定的慵倦。
  同伴呆住了。我欠起身提醒他,是不是让客人先进来?“哦,不,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把门碰响了。”那女人惊慌不迭地解释,脸上浮现歉意的笑。接着,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在收拾一下楼道。”说完,她从灯光里隐去,走廊上响起了“笃笃笃”的足音。
  很快,我们就清楚,她在乡里办公室上班,丈夫是电影放映员,家就住在离乡政府不远的大礼堂里。丈夫在乡间巡回放映时,她就带着一双儿女和一只花狗,默不做声地守着那栋空荡荡的礼堂。
  有时,她坐在午后的阳光里编织毛线,小狗坐在低出两级的台阶上,儿子则在一旁逗弄小女儿,又哭又闹的。她只是偶尔作嗔怒状,或轻微地呵斥儿子一声,并不太强调效果。余下的时光里,她多半沉入自己有些忧郁的眼底深处,出神。
  几米开外,是一口水井。井边有搓衣洗菜的妇女,有汲水的木桶和拴在上面的井绳。
  女人对周围的人和事只是熟视无睹、不动声色。每天傍晚,她照例要到楼道上来洒扫一番,只是悄没声息地干这干那,深怕惊动了谁。楼上楼下打理得不枝不蔓,让人觉得清爽。
  我们是在见到这个女人十多天后,才见到她男人的。那天,她丈夫来乡里放电影。
  晚上,附近的村落三三两两来了许多打手电的村民,他们凑和着坐在破败不堪的椅子上;而镇里也来了许多后生,却从没正经坐过一阵椅子,而是坐在椅背上。
  她丈夫站在高低错落的观众席中的过道上,侍弄着一台颇有些年代的机器,富有耐心地倒片、换片、卸片……动作十分娴熟细腻,心无旁逸。他儿子这会儿当他的小帮手,在身边递这接那,而他的女人却还没在他身边露过面。
  在发出光柱的镜头前,这个高高瘦瘦的男人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温和的目光从乱草丛般的毛发深处闪射出疲惫的光亮。
  散场后,礼堂的灯光还亮了很久。空空的场地上,夜风打着唿哨,彼此接应,像一群狼似的在预谋围攻什么。
  我看见那张戴着头套似的黑脸膛时伏时起,还在独自忙活着,依旧是一副慢条斯理、不急不躁的样子,似乎他在外漂泊这么些天,没什么人等着他去见,也没什么事等着他去办,甚至也没有瞌睡等着他去躺下来好好料理料理。
  几天后,放映员和他的女人之间发生一件事先未经张扬、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是在我们从镇上下到村里住进农户家中的头天下午。这个女人没像往常那样,坐在阳光底下织着那件似乎永远也织不完的毛衣。她从房间里直冲出来时,头发恰似一团蓬乱的毛线,在彤红的脸后狂乱地翻飞,好像风暴经过的小麦地。她“格登登”急促地跳下几级台阶,往前飞扑而行,简直要跟蝴蝶一样飘举起来。
  丈夫紧追其后。可是,当他追上女人时,他并没就地截住她,而是越过她,径直朝井边跑去,似乎抢占有利地形才是他的目的。他坐在井圈上喘着粗气,等着他的女人别无选择地扑过来。
  这时,女人并不打住,只是义无反顾地跑向井台,就像头几天放电影时,她压根儿没当他回来,这回她也没以为井圈上有什么人挡住那只又深又凉的口子似的。
  男人守株待兔似的,一把揪住女人的头发,将她提起,女人的脚跟便悬在半中央,她胸前的衣服把她的胸脯勒得一浪一浪的。于是,男人腾出一只手来,一掌一掌地抽着,不紧不慢、有条不紊,似乎抽得很有理智。半晌,就跟换片一样,他换了只手,照样还是一掌一掌地抽着。
  女人不哭不叫,也不抓挠还击,嘴角甚至浮现出一丝笑意。
  直抽到女人无力挪动半步、瘫倒在井台上时,男人才住手。
  他坐在井圈上掏出香烟点上,狠狠地抽上一口,吐出烟圈,他的目光跟着追出去几步,又收回来盯在脚面上。抽到三分之二时,他把烟杆衔在口里,半眯着眼,把女人拖过来,让她倚在井圈上,顺手操起一把菜刀,把女人的乌发割了,扔进了菜畦。恶狠狠地骂了一声,“骚婊子。”随即,他把余下的烟也啐出来,转身走了。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下到村里住在房东家,听早上“喔喔”的鸡叫;听深夜孩子们睡下后墙那边快活的叫唤声。白天,我们挖山植树,修水库,栽种甘蓝。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们要回原单位,这一片区的工作组少不了要到乡政府来开个会、聚个餐。
  那天上午,我却怅然地发现,先前的那口井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棵水杨。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不解地问厨师,怎么啦?他沉吟了一下,说:唉,废了。他瞥了一眼大礼堂那个方位,神色忧郁极了。
  我心里一沉,再想说点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
  
  刺槐树下
  
  那年夏天,开镰割稻时,我高考后回家等通知。我几乎不知怎样打发这段光阴,整天盯着门前的山口望,直到黑色把那只口子填满,看不出厚薄,才肯打住。
  有天傍晚,一个人影从山口走过来,步态婀娜。我猜是名少妇,果真不错。她彳彳亍亍地,走到村前那棵刺槐树下就停住了。那是棵高大的刺槐,春季里它开满白色的花朵,香幽幽的,蜜蜂“嗡嗡”着在花间时起时落。此时,树上结着豆荚似的果实,编钟般地垂挂着,等着风来奏响。
  薄暮中,刺槐变得苍郁凝重起来。那女人就在树下盘桓着,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她时而心思重重地看看脚面;时而拧着腰身朝四野张望,见有人来,她惊慌得像兔子一般避到一边。后来,她在草垛边蹲下来,透过游动着的紫色暮霭,出神地打量我们的村子:村里男人们在池塘边洗脚,女人在青石板路上扭动着臀部。天渐渐暗下来,看过去,刺槐树被一只什么手把焦距给弄糊了。暝色给那女人笼罩上一层淡淡的忧伤,赋予她以一种凄婉的气质,因而她在彼时彼地的存在让人越发觉得不可理喻。
  往后的日子里,我时常看见她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在刺槐树下徘徊。有时她穿月白色衬衫,有时是靛蓝色的。村里人起初都琢磨不透她要干什么。慢慢地,我们发现,她并不在等谁,而是单等着天黑,天一黑,她就向后村走去。后村有户人家,兄弟俩,哥哥成家了,弟弟四十多了还没尝过女人的味道,一直与老母相依为命。
  有一段时间,那女人傍晚几乎不间断地来,天不亮就离去。约摸棉花长到一膝高时,定亲的彩礼都给去了,眼见着这位单身汉就要成亲了,可那女人却再也没有露过面。好心人替这位不幸的男子发愁:没准他会落个人财两空呢。
  有一天,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单身汉怒气冲冲甩手出门,他要到很远很远的山里找那女人算账去。他娘守在门口一遍又一遍地抹泪。谁都没料到,他回来后竟像打了一闷棍变得沉静如水。人们也不好追问,这事也就算了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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