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一部广收博取的深致著作

作者：张　炯

　　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新近出版，捧读之下，不胜喜悦!它不但填补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的重要空白，而且以自己的广收博取的开阔视野和重点突出的恰当论述，为广大读者了解江西文学源流久远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部好的著作。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泰纳曾把“民族、环境和时间”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产生的“第一性的力”。他认为人类先天的及遗传的喜好属于民族的因素；而所谓环境主要指气候和地理位置，时间则被认为是某个国家文化发展的一定水平。他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变动给予文学的影响虽不够重视，但民族性格、地理环境和文化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应是事实。综观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地图，人们不难发现，除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外，上述三大因素对于不同地区文学的状貌及其荣衰并非没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地域文学史的研究，不但对于弄清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地图至为必要，对于更好的探索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也有很大帮助。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工作开始得到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先后出版了《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湖南文学史》、《黑龙江文学史》和《山西现代文学史》等著作。而今长达80万字的《江西文学史》，作为地域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它的问世无疑值得人们的重视与祝贺!
　　在我国历史上，江西地下遗存的发掘，可以看到她的青铜器与殷商时代同时，且无多大差异，足以证明中原文化到达江西的历史相当久远。但江西可稽的文学作品却主要见于晋室南渡之后。这当然与我国文学大多借助汉语文字的记载而传播有密切关系，相比之下，南方民族的口传文学便难以得到保存。晋室南渡不仅是因北方大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华夏文化，也使当地的政治出现新变、经济得到开发，这当然为文学的开花结果创造了必要的土壤。陶渊明便是那个时代江西文学的骄傲。此后，江西在我国南方各省中，其地位便弥足轻重。唐初王勃的《滕王阁序》开篇便说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可见其时江西的物华形胜和人文鼎盛。及至宋代，江西更成为南中国的文化名区，唐宋八大家，江西占其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联翩而出，黄庭坚、杨万里及江西诗派继之名噪诗坛。迄元明清三朝，江西文士亦辈出不穷，而汤显祖的戏曲，成就尤著。近百年来，江西作家更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做出卓越的贡献，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各领域都涌现了许多名家。于此可见江西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江西文学史》编撰的特色是，第一，它纵贯古今，从古代写到当代，对江西文学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浮沉，著者均有独到的探讨。全书把江西文学分为晋唐、两宋、元明、清近代和现当代几个阶段，认为“晋唐初兴，两宋辉煌，元明平衡，清近代日趋保守和滞后，现代相对低落，当代又逐渐走向繁荣”。这是符合江西文学发展的大体情况的。著者考察了江西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条件，仔细分析了不同时期江西文学荣衰的诸多原因，特别是经济发达和文化南移对江西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所论也确实符合当时的情况。当然，这方面要深刻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相当不易。马克思早就指出，文学繁荣和社会经济繁荣存在不平衡性。但文学繁荣与文化积累有密切的关系，当是比较常见的现象。第二，它主要以文人文学的发展为描述对象，贯穿“知人论世”的原则，对于历代江西作家做了详实的介绍和恰当的评价。全书相当详细地介绍了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道路和文学主张，并对作家的创作风格特色作了详细的分析，对重要作家承前启后的历史影响也有实事求是的评述。书中不但对陶渊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蒋士铨诸名家固有重点突出的详尽论述，对晏殊父子、杨万里、姜夔等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也给予相当的篇幅，即如一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少有论述的作者，也有一定的评介。全书列专章专节论述的作家就有百多人；而现当代部分，上史论述的作家便有从夏征农、饶盂侃、邹韬奋、熊佛西、石凌鹤到俞林、杜宣、公刘、彭荆风、周良沛、杨佩瑾、凌力、方方、陈世旭以及旅台的古龙、张系国、姚一苇等达70多人。除了江西籍作家，对于长期旅居江西的作家也有一定的介绍，于此可见著者收列之广。第三，它对江西文学发展过程的诸多流派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并有自己的见地。如认为晏殊、晏几道、欧阳修为代表的“江西词派”“上承南唐之风，下启苏秦先河，基本上完成了由南唐词风向北宋词格的变化”，指出他们师承冯延巳又超越冯延巳，形成了自己新的风格；如论及“江西诗派”时既指出，黄庭坚的人品、人缘、诗论、诗作的领袖性影响，又指出诗派在成员思想信仰、文学主张、诗歌风貌等方面的一致；其他如对明代的“江右”派和“台阁体”派的诗歌，对清代“豫章文派”的散文和“同光体”的有关诗人的论析，也均有较深致的见地。第四，《江西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阐释，除比较丰富地引证前人的见解外，也有更多基于当代意识的解读。比如，对晏殊词作的解读，著者从生命意识切入，认为晏词“以情爱为生命原动力的价值符号，呼唤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指出晏词对“充满生命热力的真挚情感的描绘，不仅仅只是表现人类的一种单一的需求，而是作为一种对专制制度扼杀人性的强烈反抗，对正常、全面的人性得以自由发展的强烈呼唤”。这是否吻合晏殊的原意尽可讨论，但针对北宋时代“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性理学的兴起，晏殊词对男女情爱的歌唱，在客观上也确实表现了基于生命本能的人性的某种觉醒与追求，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从这种视角去解读晏词应该说是著者的新意。又如它对当代小说家陈世旭的代表作的解读，不但各有新意，而且指出，陈世旭近20年的创作“贯穿着一根红线，那就是现实主义精神”，认为“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情怀和时代责任感的作家。他总是立足当代，直面现实，思考人生。他的审美触角无时不感应着时代生活的微妙变化。他着力发现与开掘变革生活中的美，也无情拷问、鞭挞复杂现实中的丑”。还指出陈世旭小说语言“向以凝练、丰富、老辣著称”，“往往是正话反说，明褒暗贬，调侃嘲讽，不动声色，幽默诙谐”，这种论断也是符合作家实际的。
　　《江西文学史》是一部集体著作，这就难免存在写作水平的不平衡和评价标准不完全一致。但从整体上看，全书引证丰富，资料翔实，论述均言之成理而有据，并非像某些新的史著那样仅以新颖观点而取胜，应该说这是一部扎扎实实的史著。我热烈祝贺它的出版，并期望它能对读者更全面而深致地了解江西文学的历史风貌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