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文学之于我
作者：温燕霞
温燕霞，江西安远县人，1963年1月出生，1983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部主任、高级编辑、中国作协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荣获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西省十佳新闻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江西省巾帼英雄等荣誉称号。已出版散文集《嫁给一盏灯》、《越走越远》，长篇小说《此恨无关风和月》、《夜如年》、《黑色浪漫》、《寂寞红》、《鬼歌唱》等。其中《夜如年》改编成电视剧《围屋里的女人》在全国各电视台播出。另在《十月》、《百花洲》等报刊发表十几篇中短篇小说和大量散文，作品逾二百万字。参与主创的六部广播剧获全国“五个一”精神文明奖，六部广播剧获江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另有数十部作品获广电部、广电学会颁发的各项大奖。与人合作的电视剧《情醉东江源》由江西电视台拍摄，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此刻，我坐在一座老式砖房的三楼，窗外是喧嚣的街市，倏然间猛烈起来的秋风摇曳着几株弱小的樟树。对面酒店开张时挂的大红灯笼如迟暮美人，浓妆中流露出几许凋零，凌空悬挂的几排彩旗，倒像儿时记忆中的纸鸢，在风中自由翻飞。我的思绪在一片繁杂中渐见清明，却犹自踟躇：短短的一篇文章中，该怎样来说自己呢？因为对女人而言，三寸不烂之舌大多是用来嚼别人是非的！幸而是写，也许自如些吧！
就像森林是从小树苗长起的一样，人们说起自己大多要追溯童年。我的童年是在赣南的小县城度过的。周围的山上有茂密的树林。穿城而过的河中有清盈盈的水，它们流动时欢快的喧哗是我心灵最初倾听的音乐。可对我自己诞生时就习惯了的赣南采茶戏，却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也许这种记忆选择符合我的个性：回避现实的，憧憬虚幻的———而这，居然是一位从未谋面，只在电话里聊过天的朋友对我的总结，真是一针见血！
也许因为这一点，当父亲错划右派后终年难得一见，奶奶受屈自杀身亡，妈妈带着我们姐弟在父亲的老家苦捱岁月时，我成了一个话语不多、经常呆坐在山坡撑腮看云或是和花草树木喃喃交流的小姑娘，热闹的世界不在我眼。所以，识字后的我很快和书本交上了朋友。那时我家已搬到公社一座粮管所里。那儿有繁茂的树木和宽阔、干净的晒坪，还有摇动的风车、高大的仓库、幽长的走廊，都是我可以与之心语的地方。记得初二时，借了套竖版繁体字的《红楼梦》，便日以继夜、囫囵吞枣地读。一日停电，妈上夜班，就偷点了油灯在蚊帐里看。看到黛玉香消玉殒时，恸哭不已。正好妈妈过来，说是坪上有人切西瓜，要我去吃。我哽咽不能语，良久，才在妈的逼问下，说出几个字：“黛玉她死了！”
妈一听，抚掌大叫：“黛玉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吃西瓜去！”
那日的瓜后来一直在心里凉着，让我想起黛玉就有一份辛酸，同时也有一点遗憾：为什么自己不能是黛玉呢？死在四周都是竹影，终日浮着暗香的潇湘馆里，又有宝玉来哭，终究还是比在粮管所里呆着要强一些吧？这样，黛玉式的幽怨和黛玉式的死法，便成了少女时我的一个梦想。或许，文学的种子就是那时在心田扎下根的，只不过太弱小，被潇湘馆的竹子掩映着，我只知道自己缺了小说不能活，却不知已有一份向往在竹林中蓬勃着……
然后，我们举家又迁回了县城。回县城时我14岁，距我离开县城已有八年。这八年时间我已习惯了青山绿水，习惯了像野草一样自由生长，故而在县城的两年我局促不安。最让我烦恼的是空间的狭隘。当时住在二姨家的祖屋里，到处是破败的天井，空荡的回廊，阴森的大厅，青苔长到了屋顶。夜晚看月时，瓦檐上的草在月亮旁边招摇。我上晚自习时要经过一道错落有致的长廊，边上是油漆剥落的雕花格窗，有风时它们通常噼啪作响。最刺激、最恐怖的是一座大厅，里面蛛网密布，堆了十几二十具朱红或深黑的棺材，让我无端地生出许多想像……
这一时期我已成熟了许多。成熟的表现是家务忽然繁重起来：挑水、煮饭、喂猪，让吃惯粮管所食堂、终日清闲的我更加憎恨这个地方。幸得这时恢复了高考，我决心考取大学，脱离这种令我生厌的生活。于是，我告别了整日在怀的小说，开始了痛苦的学习。无奈我天生对数学厌恶，竟到了一见数学老师进教室就两手冰凉的地步。尽管如此，我却仍然耐着性子听讲，而且两眼睁得老大身子挺得笔直。如此认真的模样，让老师蛮以为我大有进步，谁知下课问起我，却答非所问，数学老师不由大摇其头。最后，他在课堂上宣布：
“温燕霞同学，脑子比较笨，不过态度不错……”
更让我无地自容的是，一学期五次统考成绩下来，我的数学分别是8分、12分、23分、29分、32分，虽然渐次增长，可惜速度太缓，老师让我放弃考试，去剧团算了。因那时县剧团团长几次上门要我去演戏。从剧团出来的母亲一句话堵了他们的口：我女儿就是种田也不去剧团。虽说那时我其实颇渴望台上的繁华，但飞出县城的想法终于战胜了少女的虚荣，我开始认真读书。只是恶习依然不改，高二时常偷看小说、偷照镜子。小说给爸爸烧掉了好几本，并留下看小说怕听脚步声的后遗症。至于照镜子，我妈说我是“想靓不得靓，三把斧子砍不展”，没治。后来，她只好拼命打击我：
“别再照了，脸上不就是两道眉毛，一双眼睛长得好么？脸圆得像镜子，你用脸当圆规就行了。”
气得我哭了一顿，照镜子恶习渐好。
或许是戒了小说和镜子，尽管仍然经常开小差，1979年我考取了大学。那时我的分数超过重点录取线10分，便报了中山大学历史系，谁知结果未取，压档录取到江西师大历史系，我为此绝食一天，并宣布放弃师大不读，再考一年，吓得妈妈举手要揍我。后来冷静一想，觉得非重点就非重点吧，便收拾行李，北上南昌，自此成了游子。但我大学时学习一直不努力，被称为“突击队长”———我通常只在考试前三天才抄笔记和背书！
如今我的工作单位就在母校对面，但我很少去母校。1983年毕业后，学校建筑猛增，绿地和树大规模减少，我找不到自己作为莘莘学子时月下散步、看月、聊天、白日躺着看小说的地方，所以兴趣锐减。更叫我吃惊的是，我记不住几位大学老师的姓名。那时我整日泡在图书馆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消灭他们的小说：先是法国，尔后是苏联，然后是英美日德，看得大家说我中了书毒，整日神神道道的不说，而且双眼灵气顿失，反应也迟钝起来，真是应了一句老话：读书读得多，料字认作科，奈何？
写到这儿，我已经写了68个“我”字，其出现率之高，真令人吃惊。我想我已经写糊涂了，因为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无数个“我”蜂涌而出，我找不到要点，只好胡乱拽了把思绪的乱麻，把“我”之过去，浮光掠影地展现出来。因为我认为，一个人日后走怎样一条路，童年是至关重要的。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不幸的童年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我想自己今天之所以喜欢文学，盖因有一个冥想的童年。这样的童年像明矾，让许多细微的记忆沉淀，同时它又是一枚酒药，使这些沉淀发酵，而最终酿出来的，就是笔下那些或许略显生涩与笨拙的文字。这些方块字一行行、一排排、一页页、一本本地码在那儿，于永恒的寂静中透露出我内心难以止息的骚动和喧哗，仿佛一条波光汹涌的河流，在我灵魂深处奔腾，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我的双眸。生活是什么？这无疑是个重大哲学命题，于自己的疏浅学识，终其一生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但我信任并放纵自己的想像，我在这种恣肆中体会到虚幻的快乐与痛苦，这种体会甚至比我在现实中所得到的还要细腻与深刻。那些文字在这种时候砌了一堵堵高墙，为我拦截了世俗的苦难，我的居所则变成了笑对亘古的方尖碑。我独立其上，享受着意念中的阳光雨露，猜测着各种人物的心理，设计不同男女的生死爱欲，虽然时常会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却偶尔也有南面称雄的某种自得，被我视为宣泄与消遣的文学毕竟有其可爱之处。好歹博些浮名蝇利、换些赞美，这对于一个经常心不在焉的女人，所得已经够多，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