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感伤
作者：卢永华
在文化馆临街的对面，原是县城最大的一家理发店，国营单位。而紧靠于东侧的是一间极小的理发店，它的负责人是我的一个有过不少年来往的旧交，由于数年前不知怎的突然撒手人寰，竟与我成了阴阳相隔再不往来的“故人”。
本该，人一死百事皆休。但是近段日子，我将临知天命之年处于等待离任归隐的时候，常会不自禁地回首那已走过来的文学路程，于是这一位“故人”难以拂却的落魄窘样便会像怨魂不散一样飘忽于眼前，深深地刺伤着我的心。鉴于“生者”莫念“死者”之“旧恶”，我做这篇文章自然要隐其真实称谓，姑且用一个“方”字代其姓，就以“故人”替其名吧。
据说，方故人是“文革”前一年从省城工学院病退休学的大学生，或许是因为寒窗十年苦熬出头的一介天之骄子，所以他总是不甘心堕落“下九流”之列，经人一撺掇，竟是干起附庸风雅的“著书立言”之行当，弄得如痴似狂，神魂撩乱。
为此，我的心中便会泛起一种极为不安之情绪。我虽未杀伯仁，可伯仁却似乎是因我之故而死。我后悔不该那年盛夏一天中午,拒绝方故人的“酒宴”之请。我觉得方故人的“功夫”不放在“文章内”，并不尽然是那种功名薰心投机钻营的庸俗之举，而是令我在那时候感觉到了他“穷途末路”的可悲可怜可叹。于是就在我矜持不语之际，方故人趴的一下跪于地，把我吓了一跳。不把我请出家门赴宴去，方故人表示坚决不站立起来。我很不冷静，疾言厉色对他道：若不站起来，别说坚决不喝你的酒，自此之后，我与你割断交往，视同陌路。或许是我态度凛然难以通融，方故人只得站立起来了，哀声求道：救救我吧，为了写稿子，我把剃头店的事丢了，把家里养的猪也卖了，老婆与儿女都不拿眼睛睬视人，这日子过不下去。只有你帮我发一发稿子，我在家里就有话说。这一番话却又不由使我的心凉了下来。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看着他头发蓬乱脸色憔悴衣着邋遢的样子，我只有温言劝说起他别眼高手低老搞什么长篇大作，老老实实从短文章写起。
按说，我不该对方故人的死有丝毫内疚。方故人步入一条不可自拔的文学艰难之道路，那可说与我无任何关联。二十年前，我的一个短篇小说登上了大雅之堂名声沸扬省内外，为追寻文学上发展我千方百计从邻县的山旮旯里调到了故土县城谋以“立足”与“用武”之地。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到故土县城不久就与本县的文学人士相识八九不离十，惟独尚不知有方故人其人。不过偶尔一天与文友闲聊中，才听说本县出了一个写长篇小说的人，姓方，是个理发师。说来可笑，我闻言后莫大惊讶，心里竟然产生出一种隐隐不快的嫉妒。我尚未敢涉足于长篇大部头的创作，怎么可能冒出一个比我还更有作为的文学作者呢？因此我怀揣着那并不光明的狭窄心胸找到县文馆人称“黑总管”的文学创作辅导员以求证实。当年本县尚未成立文联机构，本县文学界的动态均在“黑总管”的掌握之中。黑总管说：那个剃头匠，懂个屁，写个鬼，完全是胡扯蛋。
但是，黑总管某天下午突然一个电话把我召到文化馆去了，说要领我去方故人的理发店理发。我来不及考虑是否跟去，黑总管就从办公柜取出两本稿纸，催着我走到了街对面方故人那个小小的理发店。
这是我第一次与方故人交往。
从第一眼看到方故人之后，我就感觉到了黑总管并未“姑妄言之”，方故人的确无疑非我类文学性情中人。他半躺半坐在自己店里的理发椅子上，一副半死不活的病夫样子。这并不是无顾客上门理发，才那么病恹恹的。他瘦弱的身体透不出一些活气，抬身挪步都是木木的，行动迟钝。但我看他在黑总管面前，接过两本稿纸，便顿时露出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点头哈腰不止，当即给黑总管剃一个头竟是花费比别人多于三倍的功夫，而辛辛苦苦地剃了头的手艺费二角钱也不要，提供无偿劳动。
我心里对黑总管亦是颇为不满，既然洞察方故人在文学上之不可为，何故为自己理一个发省下微不足道的两角钱，竟然慨公家之财——两本稿纸价值三元有余，而把一个方故人哄弄得如痴似狂不知所以。我不由想起乡下作田人说的一句话：世上最为缺德的事，莫若赶着“老牛下坎”。我看黑总管确实是太“损”，非把方故人这头“牛”推得栽下“坎”不可的。
不过，方故人在理发上的“手艺”倒是不得不令人刮日相看。他的推、剪、修、洗、刮、吹，各样“手法”不仅是精湛熟练到位，而且还会施出如今许多理发师没有的特殊功夫：掏耳、揉颈；令人全身通泰舒惬极了。因此我寻忖：倘若方故人好好地干着他的营生，说不定日后惟可成为当地堪称一流的理发大师。
方故人误入“文学之路”而导致“走火入魔”，虽说与当时的高高抬举文人及其作品有脱离不了的影响，并且与黑总管心术不正的鼓惑有不可推卸的干系。然而毕竟是“内在因素”为主要的，方故人自个不“傻儿巴巴”的话，哪会迷乱失去本性呢?篱笆扎得紧，黑狗钻不进。可是方故人简直就像今日那些追星族们一样，对“文学”顶礼膜拜，爱之炽烈。当日下午，他为我也理了一个发，听黑总管介绍我在文学算得上是“成名”人物，便就如待黑总管一般给予豁免理发费的优惠。我可于心不忍“剥削”其劳动应得的微薄酬费。而他却说道：看在文学的份上，坚决不能收兄弟的钱。瞧他爱屋及乌把我视若手足，我只得表示“恭敬不如从命”。方故人高兴极了，当即丢下生意不做，要领我前去参观他在外面民房中租用的“创作室”。黑总管推托曾已“领略”未肯同行，我也本不愿跟随而走，可我“占”了方故人二角钱的“便宜”，一个“不”字就不便说出口。我想方故人的家就在县城边上，何须多此破费租用民房，难道说不租民房就不足以显示出他要搞文学创作吗?我觉得甚是荒唐，方故人的所谓“创作室”亦是徒有虚名：外面环境紧靠在电影院后边，这是县城内一个农户村落，鸡犬相闻，稚童逐闹，加之电影院的喇叭声声，煞是不安静。而且空荡荡的一间平房内连张床铺也没有，惟有靠墙摆着破旧的一桌一椅。室内状况可谓称之“家徒四壁”，无一点“书卷”之气息，令我怎么看也不像是一间“文人”的创作室。不过那一张桌子右角上整齐地码着大约有五十多本空白稿纸，显得有些异样与不凡之处。那些稿纸自然是黑总管每剃一回头而累积起来的“酬劳”，可见方故人做徒劳无益的事非是一日一月一年之久，做的这个“文学之梦”也非是三年四年五年之时间。因此我的心中禁不住不寒而栗，颇觉“人弄人”真是太可怕啊!然而，方故人在这时候却是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装订黄牛皮纸封皮的稿纸，封皮上写着赫然醒目四字：长篇小说。下一格处便是书名：难忘往事。方故人果然在写长篇小说啊!我顿时好奇而又兴奋起来。可是我接过稿纸一翻阅，登时又像堕入五里雾中一般。方故人的这一“长篇小说”仅是写了十几页的文字，后面稿纸均是空白无字。而这十几页也看不出是在写些什么。方故人向我极为认真地说，一定抓紧时间写，再写十几页，这部长篇小说就可脱稿。三百字一页的稿纸，三十余页只不过是上万字，充其量一个短篇小说而矣。于是我像盯着一个“怪人”似地面对方故人不知说什么为好，于是乎我只有不说什么以“走为上”而一走了之。
可是，我走得了“和尚”而走不了“庙”。方故人从此就隔三岔五地找上我的家门来了，我至今难以忘却方故人有一次晚饭之后来到我家的情景。他一进门，就看见放在桌上的一本获奖证书，这是省政府刚刚不久颁发给我的优秀文学作品奖证，可他竟是如获至宝地捧在胸前看着，连声啧叹：要是我能得这奖，哪怕以后没饱饭吃也甘愿。瞧瞧呀，省人民政府的印章，鲜红的国徽，多好啊!方故人自始至终都沉浸于莫名激动的陶醉之中，夜深了，他还没有意思离开我家，因为他的两手舍不得放下我的那本奖证。由此以后，我甚是害怕他的“登门造访”，人在家中坐，自个先闭紧门户。他若来了，就敛声屏气装做不；在家待他敲了一阵门后，自觉乏味只有返回去了。
那年春节，他不仅不请自来“拜年”扰烦一番，而且还把黑总管与我以及某位文友当作三位特殊“上宾”请到他家中赴宴。但是，席上却令我坐若针毡背若芒刺，方故人的婆娘和女儿以及儿子显然是极不情愿接待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朋友，对我们全是冷眼相对阴沉着脸，仿佛把我们三人视同厚颜无耻的“打秋风”之客。因此我没像黑总管一样尽兴地喝着大碗酒，吃着大块肉，举箸略为“蜻蜓点水”之后，便推托胃中不适下了桌，匆匆逃离而去。
我真的不愿意与方故人再有交往。
以后，我就有很长一段日子未与方故人谋面，到理发店也未见着人。我发现，方故人未出阁的女儿在理发店“代父”上班做事，我止不住向这位“花木兰”打听她父亲的情况，她却是爱理不理地说，鬼晓得他的事。后来我还是从黑总管处听到方故人的“新动向”，说方故人抱着他那“长篇小说”往省城出版社去了。我相信黑总管未打诳语。方故人曾喋喋不休地向我说过，在省出版社的大型文学期刊编辑部里，有一位编辑是他七拐八转的远房亲戚，到时候他一定要找这位“亲戚”去。我想方故人去了也好，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让他的这位“亲戚”给他一个“醍醐灌顶”而为此大彻大悟吧。可是方故归来之后再次寻找我来了。他缄口不语不流露出一点“省城之行”与“亲戚”的情况，只是殷切切地恭请我赴他的酒宴去，把我当做一个“救苦救难的菩萨”跪下地了。
就在我被迫允诺帮助他发一篇短小稿子之后，我还没有后悔自己的“轻率”。数日后见着他的那些不伦不类的短小稿子，我便彻底失望后悔不该“害”他“乱画符”了。于是，他再没找上门来，我便把他的“稿子”遗忘在办公桌最底下的一个抽屉里，他这个人也渐渐地被我遗忘在一个角落里了。待我有一天突然想及他这个方故人的时候，便是听到黑总管告诉我“方故人已故”了。
我为之愕然。我不由责怪自己道：我怎会不知道方故人死了呢？
黑总管说：死了活该，谁叫他搞什么创作。去他妈的，现在剃头不方便，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