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饥饿年间的写作
作者：朝 潮
有关身体内外需求的问题，我一直饶有兴味，也就此与越来越多的新旧熟人弄得无话可说，也就此越来越钟爱个别朋友。现在，除了这个别的朋友，我已经懒得说话了。不说话，既尊重了自己，也尊重了别人，前提是尽量少出门，包括见我的家人。我一个人生活在一幢巨大的房子里。
我曾经轻狂地写过一些东西，无非是些载酒买花的年少事，还自我感觉曼妙。这种感觉培养着我，自以为可以在键盘上任意东西，习惯性地遗矢着我的内心饥荒的本质。现在我似乎轻狂不起来了，甚至越来越趋于“虔诚”。为了谋取口粮，也不得不朝这个大多数人认同的方向“虔诚”。心仪之事，大多接近于祈祷。这是迫不得已的事。
我的朋友Q曾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饥荒年间的肉》，据说朋友身边几位同僚看过后，很长一段时间吃不下一块肉，见到肉就恶心，就想吐。一个小说具有这样的震摄力是匪夷所思的。我也看过这个小说，幸好原本就对肉兴致不高，吃不吃肉也就无所谓，但对于小说中关于吃肉的情节、那些荒诞的瑰异的想像却一直耿耿于怀。这个小说至今还只流于民间传阅，但凡传阅者，人人叫绝，又人人替其命运不平。我这辈子估计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而事实上，我那些“豆腐渣”小说挣的稿费相对比这位朋友要多得多。我说的是相对。这就是现状，以及我“虔诚”的理由。我的许多熟人都在写这样的挣钱小说，有一位，一年就写了三本长篇，而且全出版挣钱了，口袋里的大洋一下就丰实了，让我站在岸边望“洋”喟叹。
现今，音乐最时尚的是节奏简单的说唱，美术最有市场的是卡通画，舞蹈最流行的是街舞，影视最卖座的是搞笑、戏说和武侠之类，诗歌开始口语也有几年了。博尔赫斯在《谈侦探小说》一文中说：“我们的文学现在正日趋混乱，变得像自由诗。因为它比格律诗容易得多。”容易被解释，是现在文艺创作的第一纲目。现在的青壮派小说作者可能会恶心二十年前（或更早）的小说，觉得那是一种“饥荒”年间的产物，那年月，一本国内三五流智质的小说书可以富敌天下，拥有百万读者。实际上现在上市的小说也没有办法脱胎换骨，到处充斥着像社会纪实、世象故事一类的东西，也难保二十年以后的作家会不恶心现在的小说。写作的生动效果被理解成现实性的东西，难怪大家在强调现实性。现实的生动东西以许多文明工具就可以来完成。小说之类不是工具，是人类内在的器官，这种器官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成长。
我十三岁的时候开始读国内的长篇小说，读了几本，觉得自己也可以试试，十六岁的时候我便在当地的刊物上发了一个短篇。大约在二十岁时，我读了几本国外小说后，就不敢再写了，我知道那是我无法抵达的距离。知道归知道，忍不住———不是身体内部的忍不住，是人生唯物主义的“物”让我无法抵挡———还是要写。人一旦卑微，难免会活得卑劣一些。我一直觉得我在写小说时是卑薄的，是被内心所鄙视的。我这样的人应该不少。我以前在编刊物时，曾经看到过一些内心真实的写作，我个人很喜欢，但没有能力让真正的读者去喜欢。这个原因我在后面会提到的。我的一位C朋友给我曾经的编辑部寄来过一篇小说，写两个女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的“不正常”反应。我一直喜欢这位朋友的小说，但这个小说让我为难了，也终于没有被采用，因为它的“不正常”。前面提到的Q朋友的小说也是因为“不正常”而被一些刊物遗弃了。有关人类意义上正常的说法，我的理解是：所谓“正常”的东西常常因其正常化而显得无趣，也就算不得正常的创作性的艺术品；所谓的“不正常”却是正常和有意义的，也是让我们的身体内部感觉到有趣的。现实的有趣的方面完全可以让别的工具来完成，比如照相机摄像机等等工具来做，这方面，小说反而是弱势项目。莫言先生几年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中说：“小说其实是任何别的艺术或是技术形式无法取代的……作家借助于无所不能的想像力，可以创作出不存在的气味，可以创造出不存在的事物。这是我们这个职业永垂不朽的根据。”这段话是值得让写作者安慰一些的。莫言写作的意义最初被评论人中镝不中镝地谈及过，现在人们只关注他的故事的意义。我相信他对此的感觉一定是痒痒着，没有人可以帮他挠几下。这是大环境的缘故。这个世纪还只算是开头，或许以后会有人有能力替他挠来着也说不定。
我不像我的Q朋友那样从来就不读国内的小说，相反，我以前因为职业的原因还是读得不少的。我发现现今国内一些知名作家还在模仿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们的小说里的东西，“Borges”商标也就成了意义性的终点站，成了圆心，半径很短的另一端圈成了所谓的智性写作；幸好“Kafka”是无法被参照或嫁接的，否则小说的市面上也会有另一些似曾相识的K之类的魂影。甚至，报纸上说某些个“著名”的作家在写作前还要读一读韩寒的《长安乱》，在他那里寻找一些写作的信息（我这样说没有贬低韩寒的初衷，而且我在作家的头衔前是加了引号的）。人家或许被现实所逼也说不定，再“著名”人家也要有钱来过日子不是。现在的业内人士（这个词现在也很流行）一谈起国外的知名作家知名作品，就兴奋，就眼热，就唾沫飞流三千尺。我痴想，如若《城堡》《呼啸山庄》《卑微的神灵》诞生在国内，不知它们会是什么命运。十有八九会觉得《城》荒诞不经、不好看，《呼》结构紊乱、人物性格不合逻辑，《卑》作者的写作太自我、卖弄语言等等。这样一来，别说成为名作了，连出版都要大大的打上一个问号。这也是我曾经无法让一些个性的写作者的文字面世的原因，也是我从编者的队伍中提前“退休”的原因，我无法全心全意地为真正的写作者和阅读者服务。豫剧中的那个“七品芝麻官”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开始了枝繁叶茂的状态，众多明亮的眼睛被生活中的虚的假相的东西整天地俘虏着，甚至是一生。众多躯体在整天的忙碌之余还是觉得空闲，众多躯体的内部在丰富的文化面前还是觉得饥荒，这些躯体在他们的日常中很难有找找归宿、找找他们枝繁叶茂之下的根和土地的气氛和条件，也就不想找了，思想和身体也就被局限在先人生活“规律”和思想“规律”上，安排在一条直线上前进，没有耐心去别的路径寻找愉快的感觉。不可思议，一个自由的身躯是可以被规律起来的。在这样的大众化面前，写作者重视一下身体的成分或流行的成分好像也没有错。问题是，写作中这方面的重视太过分了太没有自我了，而且也可怜———明知道在物质生活面前小说早已失去了被流行的优势，还是在殚思绝虑地追求着，这样的追求着实的让人同情。多元的物质年代，电话手机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快更远；眼睛被网络影视之类娱乐着；MP3使我们的耳朵无暇旁听；汽车火车飞机让我们的双脚能够一日千里。惟独书籍成了“悲伤的工具”。幸好人人身上的生殖器还不是其它媒体可以明目张胆地公示出来的，这方面倒是暂时成了写作者的“优势”项目，反正无论怎么写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暴露，也多少可以吸引一些眼球。也就乐此不疲。
在这番景象之下，写作也就成了工具，也就无须祈祷了，因为它已然不打算成为人类的器官了，写作者也不打算创作出独出心裁的作为内心礼物的文字送达给读者；这般情势下也造就了一大批经验主义写作，反正这种“内心的礼物”的创新和个性方面也比较难。这种器官生物性的叛变，麻痹了许多的写作者和阅读者，以及他们的道德力量，让一小撮写作者受到了挫伤，也不打算祈祷了，其器官也就被动地功能性地懈怠了，沉默了。到上世纪的后期，大多数人还在沉默，就是王小波说的那个原因；现今，沉默成了一小撮人的事，因为本民族的文学现状摆在那里，大多数人觉得没有理由和必要去试一下，没有必要拿个体脆质的心灵去碰撞现实。我上面提到的Q朋友就是这一小撮当中的一分子，尽管可能不是出于自觉的。某些国家的某一时期的情况跟我们差不多，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生前只用音符传达着他独特的生存体验，临死前他才突然讲了真实的他和他眼中真实的世界，那些口授的内容后来以回忆录的形式得以出版。他不想憋着一肚子的话离开。说实话通常是以悲剧形式结束的，以器官形式的写作也注定是一场悲剧。只有骨骼虚弱的人急于想给别人强壮的影响，写作是不可能以愉快的形式存在的，只有阅读是愉快的。
我的身心都很贫穷，天生的无法脱贫，在这样的“饥荒”年间说说大话也就无关自身的痛痒，而且这方面我的榜样也不少，值得为自己宽恕。反正上帝也在睡觉，祈祷也是徒劳。上帝很早就后悔过自己造了充满罪恶的无法被宽恕的人，就发了一次持续四十天的大水，想把人类灭掉后重新改造一下，上帝只让一个叫挪亚的人一家坐在方舟里存活下来，不幸的是，挪亚的后代还是以充满罪恶的方式存在和延续着。我想上帝肯定是放弃了救赎。我从来就不相信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上帝在我们思想时发笑的说法（否则上帝不会不闻不顾的），也不习惯他那种以站在上帝旁边跟读者说话为习惯的写作态度。不过，他起码是独特的，他的小说也就有了活着的意义。
对于在“饥荒”年间从事着个体的器官性文艺劳动的人，我深表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