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当心灵邂逅缪斯

作者:熊国太





  熊国太,1962年生,江西上饶县人。接受学校教育13年,教书16年,做记者6年,用“紫薇”笔名写诗20余年。江西省作协会员。出版有诗集《踏雪》、新闻集《新闻里的风景》等书,诗歌曾获第五届江西省谷雨文学奖等奖项,另有散文诗和散文百余篇。现为温州大学副教授。
  
  田垄上壮硕的蔬菜……
  我的诗歌之旅是从歌吟蔬菜开始的。那年我十四岁,一名乡村中学的初二学生,完成了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写一首与自己生活有关的新诗。没过几天,一首写蔬菜的小诗被抄写在学校板报上。
  这是我与缪斯的第一次约会,它与故乡的蔬菜息息相关。如今我已记不全那首小诗了,它大概的意思是:大热天,小菜园,苦瓜皱着眉,茄子气紫了脸,丝瓜伸长了懒腰,青豆躲在豆壳里笑……老师问我何以蔬菜入诗,我说熟悉它们呗。其实,那小诗能算是诗?
  我的故乡,坐落于赣东北灵山脚下、信江支流的岸边。那儿丘陵起伏,小河蜿蜒,稻田静谧。村后小山上有历经三百多年风雨的樟树,村前稻田与小河间横亘着一片菜园。在那贫苦年代,许多像我父母亲一样的人,就在一个又一个的晨昏中种植着一垄垄蔬菜。那些蔬菜,它的枝叶果实,是乡村没有营养的营养品,是农民活命的需要。
  但故乡的蔬菜园,委实是诗歌的百花园。冬天里,圆润的萝卜、芥菜或紫甘蓝,义不容辞地填充了亲人们饥饿的胃;早春时节,莴苣或牛皮菜来到贫苦的餐桌上,减弱了农民脸色的苍白;夏季是蔬菜聚会的季节,苋菜和黄瓜率领着豆角、茄子、苦瓜、丝瓜、冬瓜、扁豆、韭菜、波菜和荠菜们,换来了乡村母亲鲜有的微笑;而到秋天,红辣椒、白玉豆和黄南瓜则穿上艳丽的盛装,将乡村的秋色点浓了……若干年后,当我的诗歌被读者视为乡土诗时,我一点也不惊惶自己的“土色”。因为,乡土诗也是诗歌的一脉,想矫揉做作不行,无原汁原味不醇。在诗歌的百花园里,她如故乡的蔬菜园一样花团锦簇。
  那些静默的草垛/一垄垄蔬菜/能否还我一段少年时光/在一条狭窄的田垄上/我看见远处溪滩上的卵石已沉入河床……时间年复一年地流逝,故乡的蔬菜却在我的心里郁郁葱葱,永不衰败。它的汁液早融入我的血管,它的叶片是故乡一面面绿色的旗帜。
  校园里词语的闪电……
  1979年9月,我考上大学来到省城南昌。一个怯生生走向城市的山里娃,学的是政治教育。但跳出“农门”的渴望,不可凭着自己心愿选择所学。日子在苦学中度过,但内心有别样的躁动和企盼。
  那是一个坚冰打破、万物复苏、拨乱反正的年代。一些曾在动乱和迷茫中唱出反叛歌声的先行者,已从“地下”渐渐地走到了地面上。他们从容地走在还有些羞涩的阳光里,其渐远渐近的身影虽显朦胧,却也理直气壮。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歌,在打动人们心灵的同时,也成了诗歌和时代的先声。而朦胧派诗人,一代文学青年精英,其身后也簇拥了一大批追随者的身影。
  我就是那些追随者中的一员。我崇尚北岛诗歌的深邃,舒婷诗歌的真诚,顾城诗歌的抗争。我迷恋他们的用词、节奏和承担命运的情怀,更迷恋他们诗中的真诚、痛苦、反叛和执着。北岛的《回答》和《彗星》,舒婷的《思念》、《赠》、《会唱歌的纸鸢花》和《神女峰》、顾城的《远和近》、《一代人》等诗篇,犹如蹿动在校园上空的闪电,映亮了我一颗纯真又迷惘的心。
  在闪电下,我尝试着写诗,但总不得要领。投稿、退稿、再投稿再退稿,最终归于失败。爱诗的同学去请教中文系老师,老师点拨我们———不仅要读报刊上刊载的诗歌,更要阅读古今中外的名篇;不仅要多读,还要思考生活和多写多练……从那以后,我的阅读不限于北岛、舒婷和顾城,冰心、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和卞之琳等诗人的作品,让我如痴如醉;普希金、泰戈尔、叶芝、艾略特、聂鲁达、埃利蒂斯、蒙塔莱和布罗茨基等大师的佳作,更营养着我的心灵……几番努力,大三那年,我的两首小诗分别发表在《青春》和《星火》杂志上。诗歌之路尽管弯弯曲曲,而通过诗歌写下自己的喜怒哀乐,使我拥有了雨后彩虹般的喜悦。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诗歌决定了我人生的精神向度。虽然我的创作成就微小,但回眸相看,那些蹿动在校园上空的词语的闪电,是启蒙也是火焰,是暗语也是牵引,是命令也是召唤。伫立在闪电之下,我的灵魂坠入洗礼之河,双手几乎触摸到诗歌之光。
  北郊外折叠的时光……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一张毕业派遣证引领我走进南昌北郊,那里有一所青年干部学校。站在三楼教室可眺望到城市,乘车进城却要半天时间。那里虽远离城市的喧嚣,可真实的景致并不美妙———它是一幅写实油画,素材由牛粪、野狗、打铁铺和行色匆匆的村民组合而成。
  北郊是一个寂静之地。当多数老师下班纷纷归城后,留给单身老师的只有无边的无聊和寂寞。除了上课,我的早晨一般从中午开始;到了傍晚,夕光的美丽反衬出内心的苍凉。有时在村路上徘徊,或隐身于校园的隐蔽处,迷茫情绪深深,郁闷无法抑制。世上孤独之人,皆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但我的表达“武器”只有欲罢不能的诗歌。
  听着校园围墙外的打铁声,我用笔《打铁》:一整个夏天,我只感到/打铁的声音在郊外的四周激荡/在郊外的上空徐徐飞翔。伫立于学校配电房前,想像着光明和黑暗在瞬间转换,我飞身宿舍写下:我们读着书,不像老师傅/一伸手就能掌握光明……停电之夜眺望远处的城市灯火,一个《持烛者》的形象凸现于我的眼前:在光明泛滥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盏灯!那些时日,我的精神几乎要坍塌下来。深夜站在居所阳台上,眼中掠过的不是诗歌美感、内心力量和坚信未来,而是浓重的夜色、惊恐的倦鸟和被遮蔽的星光!
  幸运的是,我还能用乡愁打发时光。乡愁不啻是一副良药,可让心灵在异乡找到栖息地:《听燕语起自信江》、《蓝色冰溪》、《冬天的萝卜》、《乡村吹笛人》、《燕巢是一只邮箱》、《燃烧的棉花》、《忘川之梅》以及《梦见一只无语的鸟巢》等,给了我莫大的心理慰藉。我的情感生活也在那时“浴火重生”:《雪人》、《心灯》、《怀念一九八五年的琴》、《无马骑士:献给最后的情人》等,成为爱情的真实记录。还有一百多行的《飘逝》,是我对一个夭折了的孩子的哀号:飘逝的灵魂已归往何处/孩子,你已远去/仿佛事物的消亡/但一个人的诞生多么不容易……你让母亲破碎的心音/怎样唤你从天国降临?
  时光犹如折叠的纸张,隐匿了我在郊外十余年的生活。如今,我并不埋怨命运对那段生活的安排,相反还会感激它对我的眷顾:我的青春年华,在那里烙上了诗歌的光泽和质地。是诗歌,陪伴我度过了郁闷的岁月;是诗句,弥补着生活里的种种缺陷。在郊外折叠的时光里,我聆听到诗歌和人生互动的韵律。
  城市中的隐形尘埃……
  离开北郊,我的身心踅入城市的隐形尘埃。
  做为一名党报理论记者,整天要出没在社论、评论员文章和述评之间;以后从事经济报道,又要游弋于枯燥的数字和诡秘的市场里。灵感散失,语感迷失,诗意缺失。但心中的诗歌之翼并未折断。我的阅读已不限于文学作品,内参和机密文件因工作需要也进入视野,关注现实生活和人间冷暖,不再是一句空话。
  路过省儿童医院,常能看见被丢弃的女婴。那抽搐着的女婴,也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但我无能为力,只能写下:云的孩子,一朵枯蔫的花蕾/从摇篮曲走到了安魂曲的边沿……弃婴呵,请最后看一眼你父母的背影/你要将疾病慢慢还给他们。深入县市采访,生态失去平衡的景象同样触目惊心:于现实主义的源头/造纸厂日夜吐出污浊之水/一条流动的黑纱巾/令浣衣女捂紧了心口的隐痛。对现实生活的考量,使我先后写下了《下岗女工小欧一年来的生活》、《事件》、《城市上空有一片烟云》、《悲哀形式:深夜的洒水车》以及《错觉》等。
  在城市的尘埃里飘荡心灵,思想的触角似乎难由自己把握。生活浮浮沉沉———那主宰人的命运的力量到底是什么?芸芸众生中谁又能扼住命运的咽喉?这种思考也许是无力的,用诗歌来表达或许更为有力。为此,我写了《公告栏》:一会儿贴上白纸/一会儿贴上红纸/白纸上有一些人的名字/红纸上也有一些人的名字/白纸上的名字越来越多/红纸上的名字越来越少……看红纸的人脸白/看白纸的人脸红。对生忏悔,对死敬畏,虽做不到黑白分明的木刻,却可以用诗歌之光反射脚下真实的大地。
  2002年底,诗集《踏雪》出版,算是我诗歌写作的一个小结。其中第二辑《当血成为你脸上的胭脂》和第三辑《梦见一只无语的鸟巢》里的作品,基本上属于一种“生命写作”,实际上也是我的现实主义诗歌文本,是近20年来我的心灵编码。“在一个梦幻者的梦中/背叛一座城市又迷恋这座城市/已使脆弱又敏感的心/使生的退缩和死的抗争者/开始自己推搡着自己/开始让自己渐渐地消失。”面对城之尘埃,谁能把握多少?面对变幻之城,只有坚硬的失语。
  缪斯之影渐近渐远……
  打量诗歌,如今它已变成更为广阔的东西。对我而言,它不再是分行的文字,而是精神的根基和体内的骨髓。但时代渐进,诗歌这位美丽的女郎,又像是一位我很熟悉又陌生的朋友。
  心灵纵有诗歌的辽阔疆域,而生活还要有所托付。因为某种原因,如今我又拿起了教鞭。可时过境迁,校园和现实已不再是一片净土,我的诗歌写作渐渐地出现了“困顿”。缪斯之影渐近渐远,仿佛能抓住却又够不着。这种感觉,在接触了网络诗歌后尤为明显。
  当体制内的诗人乐于大腹便便和经营小圈子,当知识分子写作沉缅于欧美诗人的牙慧,下半身和垃圾运动等网络诗派已经蜂拥而来,并迅速地赢得年轻诗爱者的喝彩。然而,无论是前两类诗人还是网络主力军,都在突破诗人的道德底线———诗人声誉与诗人作品,正沿着相反的方向在博奕,在延伸。诗人正被人们遗忘,诗歌的机体正在萎缩。在2l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二届研讨会上,我以《诗坛“黑社会”》为题喊道:“被‘黑道’践踏着的网络诗歌,何时能以清新纯朴的诗风吹回读者的耳边?被诗坛‘黑社会’伤害着的诗人,又何时不再受到伤害?人们虽在急切地企盼着,但没有更多值得期许的信心。”
  诗人创作,的确是一种个体行为。但由个体创作催生出来的精神产品一经流向社会,就要对读者的阅读和审美负责。因此,诗人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当然更是艺术的。在大学求学时,我曾向“九叶派”诗人陈敬容、朦胧派诗人舒婷写信请教,她们在回信中几乎一致认为:诗歌要关注社会生活,关注人间冷暖疾苦;要呼唤真善美,鞭鞑假丑恶;诗人若无真情实感而硬写,那就会写得做作、虚伪。后来,我又得到朱先树、邹静之和李耕等先生的指点,他们对作诗和做人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可惜,我是一个不争气的写作者,至少没有达到他们对我所期望的高度。
  如今,我踅居在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诗写得很少,发表诗作更少。或许诗歌已呈疲软枯竭之势,正摇摆着我写诗的初衷;或许对诗歌失去了朝圣的心理,使媚俗的心态多了起来。但不管世事如何繁杂,时代如何变迁,始终不会改变的是一颗诗心的跳动。因为我的灵魂已是一面镜子,对诗歌的表情和内心活动都写在镜子里的那张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