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文艺的民族身份与精神母题
作者：周劭馨
一
面临西方强势文化文艺的挑战，我们思考文艺问题，不能只限于单纯的“审美”层面，更应进入到严肃的“民族”层面，十分重视我们文艺的民族身份问题。
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调整和转换，并引发时间和空间观念以及经济运作方式的转变，促进各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它能蔚成大潮。但是，当今全球化提供的原本是一个国际不平等空间，它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平台，而是一个等差分明的系统。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以其强势经济和高新科技向外扩张，占领世界市场，控制别的国家，而且与此同时，通过现代传煤———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移动电话、通讯卫星等———形成的信息自由流动，经济跨国运作，也向世界各地传播它们的强势文化，诱使别国民众认同它们的观念、价值和制度。
在我们中国，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也与日俱增。特别是文学艺术作为文化领域中最活跃的门类，其西风凛冽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据报载，到2003年底，英国女作家罗琳创作的四本《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已在世界各国卖出1．75亿本之多。我们知道，全球人口大约60亿，其中少年约12亿。平均计算，7个少年购有一本。如果除去贫困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具备阅读能力和条件的孩子，那么实际上正在读高小和初中的少年每四个人就拥有一本。如果他们互相交换读物，那么他们就几乎人人都在阅读《哈利·波特》。当然，我们中国的孩子也不例外。只要走进新华书店或大大小小的书市、书摊，《哈利·波特》总是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吸引着小朋友和他们家长的眼球。其实，也不仅这么一部《哈利·波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福尔摩斯探案》、《基督山伯爵恩仇记》、《百年孤独》、《查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廊桥遗梦》等，都先后在中国拥有过大量的读者，其影响之大恐怕胜于某些茅盾文学奖的获奖长篇小说。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影视和其它艺术门类。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每年进口外国影片控制在10部之内，政府还规定各电影院放映进口影片不得超过整个营业时间的三分之一，然而它们却占有了我国各大城市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票房。①至于外国电视剧、西方音乐的流布，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都会有强烈的感受。尤其值得警觉的是，西方文学艺术是伴随着西方的强势经济和强势科技倾泻而来的，因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就特别地有力度，对中国作家艺术家形成的冲击波也特别地强劲，以至我们的文学艺术变得面目模糊，民族身份暧昧。
西方强势文化文艺的输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这一点越来越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不加强本土文化的建设，发展和完善本土文化的民族个性，增强本土文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我们就不能在文化上摈弃殖民主义意识，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真正卓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我们思考文艺问题，就不能只限于单纯的“审美”层面，而更应进入到严肃的“民族”层面，十分重视它的民族身份。这是关系到一个民族能否挣脱西方文化话语的霸权，不致沦为“沉默的他者”，能否真正维护其独立与尊严的问题。
毋庸置疑，民族身份、民族个性一类概念，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是极其排斥的。他们把民族性、地方性与全球化对立起来，把对民族性、地方性的关注，贬斥为反全球化的狭隘的、保守的、落后的观念。但是，“核心问题是：民族主义问题。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太可能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②一些西方学者如亨廷顿，貌似超拔，其实他们自己也是一种民族性、地方性的立场，即西方立场，他们反对别人的民族性、地方性，为的只是推行西方文化一元化，他们虚构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要在全球覆盖西方的精神植被。而在我们看来，全球化与民族性、地方性是并不矛盾的，全球化并不要消解地方性、民族性，而是在地方性、民族性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沟通、交流和融合，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各个国家应该平等地相互承认他者身上的他性，特别是文化的差异性，这是世界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深厚资源的生动表现。这一点，连西方一些较为清醒的学者都看到了，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就说过：“全球的与地方的不再是作为文化的两极而存在，而是作为并联在一起的、相互关联的原则而存在。”③在全球化时代，既不能重新关闭国门，排拒外国文化文艺进入，推行民族保护主义，也不能任凭西方文化泛滥，被他者同化，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时代赋予我们作家艺术家的崇高使命是，强固和发展文艺的民族品格，努力创作富有民族特色和审美魅力的作品，与外国文艺竞争，首先吸引国内广大受众，为国人提供深刻丰厚的人文关怀，进而铸炼文艺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艺百花园中耀眼的一秀，促进文化多元化消解文化一元化。
对文艺的民族身份问题，在国内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有认识上的障碍。他们也许不乏让自己的创作打进国际市场，赢得世界承认的抱负，但是却把文艺走向世界，错误地理解为与西方接轨。他们往往采取非传统、反传统的态度，不加分析地追逐西方的文艺思潮，把西方现代派的代表作奉为创作的范本，加上受到市场利益和消费文化的诱惑与挤压，他们写出的作品，就不可避免地身份模糊，表情暧昧，或展示的情景现实失据，疏离特定时代的民族生活；或表现的情思纯属私人经验，不能成为民族公共的精神资源；或宣扬色情、暴力、权术，对受众无异于一个个陷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盲目认同西方文艺的观念和模式，把本国文艺变成西方文艺的翻版，这样就无意中在配合西方推行文化殖民主义；而一味迎合西方的东方观，把本民族的生活描写成西方人喜欢看到、希望看到的那样原始、愚昧和落后，无意中承认自己是劣等民族，而仰西方人之鼻息，则是一种卑下的殖民心理。很显然，这都是不可取的。德里克说得对，真正的“国际主义，不是用西方霸权文化的方法来定义，而是把本土的现在(和过去)综合到一种文化创造过程当中，在这种文化中，一切都是普遍的，但一切同样也是地方性的”。④强调文艺的民族品格，与推动文艺走向世界，不仅没有矛盾，而且相互促成，甚至可以说，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当今世界不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是无特不优，不优无名。文艺作品缺乏鲜明的民族身份特征，缺乏个性，怎么能获得本土广大受众的欢迎和国际文化市场的青睐呢!
二
文艺的民族身份，有题材问题，语言问题，形式问题，但核心是精神母题。中国文艺崇高的道德一人格母题，不仅能适应新时代提高国民精神、强健民族魂魄的要求，而且对世界人民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关怀。
文艺的民族身份，有题材问题，语言问题，形式问题，但核心是它的精神母题。文学艺术是非常感性的，因而也是非常具体的。它总是同一定地域的人的生命状态与人性要求、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道德意识与道德规范、心理特征与思维取向、价值观念与人生哲学，以及灵与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形成独特的精神母题。不同国家的文艺有不同的精神母题，使人们能从中“辨出一种文化的结构与精神倾向”。⑤如美国文艺中的个性主义、个人主义与奇观兴趣，俄罗斯文艺中的人道主义、平民意识与大地母亲情怀。中国文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形成并不断强化了自己的精神母题。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和而同、以民为本、独立自主、刚健自强、敬业乐群、家庭责任感以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人格意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本性中最重要的元素，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品格，也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最基本的原则。经过世世代代的积淀、传承、丰富和更新，形成了一种感应神经，一种接受心理，一种文化符码，被历代文艺的创作者和接受者确认，不论是侧重于“言志”、“载道”还是“缘情”、“传神”，大多具有强烈的道德—人格意识。尽管道德、人格都是历史范畴，古代对道德、人格的要求，有着严重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是，经过科学的分析批判，弃其糟粕，扬其精华，注入新的时代内容，道德和人格作为中国文艺的精神母题，至今仍然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文艺要真正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锲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就必须重视我们传统的精神母题，让它在新的开放的时代得以升华和发展。
应该看到，中国文学艺术的崇高的道德—人格母题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提升国民精神、强健民族魂魄的要求的。就说1998年的抗洪抢险和去年的抗击“非典”，我们都可以深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经济和科技进行竞争，而且必须在竞争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发展和壮大自己，更需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形成强大的精神支撑力量。但是，时下的现实却是文化文艺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产生了严重的错位：在经济、科技相对落后，一些地方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非常需要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情况下，宣扬享乐主义；在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弱势群体处境艰难，非常需要发扬友爱互助精神的情况下，宣扬极端利己主义；在整体观念淡薄，团队精神不强，非常需要提倡集体主义的情况下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在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胸无大志，不思作为，缺乏激情，非常需要加强理想前途教育的情况下，宣扬拜金主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强调文艺的道德—人格精神，提倡文艺作品深入表现现实生活中高扬的爱国主义情怀、英雄主义精神、振兴民族的理想和激情，搏击风云的勇气和智慧，优秀的道德品质，强大的人格力量，从而提高人们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协调发展，正是作家、艺术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富有道德—人格精神的中国文艺，对世界人民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关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长，也都有其短，东西方文化都需要在多元发展中提高质量。西方近现代文化是建立在宗教和科学两根精神支柱上的。而宗教和科学是两个极端，它们是根本悖反的。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掌握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时至今日，宗教的虚妄可谓暴露无遗。但是，西方的人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却恰恰是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引申出来的，是一种上帝的规定性，它本身就是一种先验的东西，不管是进行改革抑或是坚持原旨，改版和原版还都是上帝的文字，既然上帝是臆造的，上帝的文字也就失去了真实的力量。而人们素来崇奉的至善至慧一旦幻灭，思想便必然陷入迷惘。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行为真正遵循的，就只是如何对自己有利的原则。极端利己主义不断膨胀，社会责任感日益淡薄，使人们的情欲单一地集中在追逐金钱、用金钱满足官能刺激和官能享受上，普遍缺乏道德意识和人格意识，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
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在大力向它们进行资本输出、商品输出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向它们进行文化输出，致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充斥着西方的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绘画、图书、广告艺术、建筑风格、服装款式，以至化妆、美容的审美倾向，西方文化文艺成为它们的抢手文化文艺，从价值观念到消费方式都表现出浓重的奴性特征，民族文化受到严重压抑，道德、人格受到严重损蚀。放眼世界，中国文艺着力于民族身份的铸炼，重视道德意识和人格精神的表现，为医治现代的心理病症，提供人家或缺的东西，提供比人家更美好的东西，其积极影响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
众所周知，文艺是人学，是人就有道德问题，人格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凡文艺都必然涉及道德与人格，这就使道德—人格母题获得了一种普世性。但是，从传统来说，中西的侧重点又大有区别，西方文艺更重求真，中国文艺更重向善。中国作家艺术家总是以强烈的爱憎感情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劝善惩恶”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一条“绝对命令”。与此相联系，中国文学艺术十分注重人格表现，对高尚人格的褒扬与对卑劣人格的鞭笞，态度十分鲜明。因此，道德意识与人格精神在中国文艺中也就显得特别突出，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独特性能建构中国文艺的民族个性，普世性又能使中国文艺不仅在本土而且在全球成为一种“公共语言”。这就使我们的文艺不仅能够吸引本国人民的审美兴趣，抵御西方强势文艺的思想影响，而且能够进入国际社会，契合世界人民的精神需要，利于他们精神的提升，从而受到国际市场的广泛欢迎。
三
强调铸炼文艺的民族身份，并不是简单地引导文艺回归传统。历史要求我们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打造自己的文艺品牌，在世界独树一帜。
文艺的民族身份是在传统的脉络里形成的，是与民族的自然环境、原始神话、宗教意识、审美心理、哲学思想、民间风习等各种文化要素交织浑融的。重现民族身份问题，本身就是对传统的自觉和尊崇。但是，提出和强化本国文艺的民族品格，使文艺具有鲜明的民族身份，又决不是要简单地引导文艺对传统的回归。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