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丢失的故乡
作者：范晓波
范晓波，男，1970年生于江西鄱阳。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刊发表作品若干。散文入选《2003中国年度最佳散文》等10多种选本。
2004年照旧在鄱阳过年，如同西伯利亚的候鸟，不管是天鹅还是野鸭，每年正月都要飞回鄱阳湖边的那座古镇越冬。2004年，与往年不同的是，城与人都变化颇大。忽然发现这座被我称作故乡的县城，不再能给我浪子还乡的安慰与感动。
正月初一照例充当父母的代表去舅舅家作客吃晚饭。我准点去却仍是早了，大家在打麻将等客。正好有机会去四周走走。舅舅的楼房是外婆外公在县城的第三处屋址，在它还是带院子的平房时我在此度过了一些暑假和寒假，房子位于城区的西北角，离郊外的湖汊和水田很近。许多年前，外公常领着我穿过屋后的滨洲路(那时它是沙石质地的，好像还没取这个貌似洋气的名字)，钻进对街一条被冷冻厂和另一小厂挤得眯缝着眼睛的小巷，不消三分钟，就能踩到酥软油绿的野地，翻过蓬生着蒺藜的古城墙跟，就下到一片湖塘之间。外公用熏黑了竹节的钓竿，把那些潜伏在水草下的乌鱼与鲶鱼一条一条地引诱上岸，一个上午收获十数斤是常有的事。
成年以后，许多次，我从这个巷口路过，进去看看的念头常常一闪而过，然而结果也只是一闪而过(年轻时我们的眼睛总是热衷于远眺而吝啬于回首)。正月初一的黄昏空气里浮荡着硫磺和黑硝的清香，我被小巷领着向遥远的时光走去，两个穿着麂皮靴塞着耳机的少女在前面走着。到了该看到田埂的位置她们仍在走。田埂上是一排一排的私家小洋房，过了田埂，洋房似乎也在跟着她们走，而我却几乎迷了路。因为到了旧城墙的位置洋房们还在往前走，越过突然降低了几米的一段半干的旧河道(几只身材臃肿令人想起肥胖老鼠的黑鸟在污水洼里潜水呷食)，洋房继续前进，不仅占领了乌鱼和鲶鱼的家乡，还跑到对面的荒山上和死去了几十上百年的人抢地盘。
初九中午，我特意去看我一直住到初中二年级的位于士湖边的旧居，那幢原本就是父母借来住的房子几经转手现在隶属于一户完全陌生的人家。土产公司大院里的老住户死的死，搬的搬。我走进菱形水泥院门后似乎到的是一个从未去过的院落。我家厨房边的水井还在，可是久不使用使它变得像戏曲舞台上的道具没有一点人气。我住过的房子由于改变了结构封死了厨房对外开着的窗户，甚至没法满足我偷窥一次1982年的愿望。为防止人家把我误会成踩点的小偷，我放弃四处探视的打算假装是来欣赏湖景的。我家隔壁的隔壁就是士湖，为防止小孩和家畜掉下去淹死，砌了堵矮墙作护栏。某个夏天我在墙那边的斜坡下抓到好几只火柴盒大小的甲鱼。现在我俯在矮墙上，湖却没有了，如同我在城墙根附近看到的情景，对岸的房子被后面的房子推推搡搡，全挤到了湖中心，湖枯瘦成了一只用尽泪水的眼眶，失明地睁着；一些水葫芦的尸体点缀其上，如同十年没清洗过的睫毛。
另外一些变化是2004年之前好几年就已经发现的。比如我童年时住过的轧花厂宿舍。这是我对县城记忆最早最多和最深刻的地方，而它也是变化最大的地方。原本多树的厂区入口处伫立着棉麻公司的办公大楼，原来的办公房、办公房边被外公在四周插满柳枝的袖珍池塘、昼夜隆隆作响的车间、夏天烫脚的水泥地面的露天会场、煤渣路、菜园、被棉尘缠裹得状如蚕茧的公厕，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厂子后面高坡上的职工宿舍区也早就被一些新建筑彻底整了容。如果我说出对旧宿舍区的记忆，你肯定会以为我在描述另一个地方。对我个人而言，轧花厂最大的变化在于，它20多年前的厂长兼党委书记———我的外公已经在四年前一个人上路去了一个我们无法知道其面目的世界；当年在轧花厂宿舍里偷偷塞给我钱花的外婆，也已老得记不清两分钟前发生的事。
对于整个县城，一二十年来变化最大的是2003年。春节期间，县电视台不断启发从外地回来过年的乡人对着摄像机说这样的话：“家乡变得真美，我都不认得了。”“鄱阳在去年一年的变化，超过了过去十年变化的总和。”他们的普通话虽然笨拙，措辞虽然极像我们一碰到话筒就脱口而出的那种套话和假话，这次他们倒是讲了真话。因为两年前，一位据说爱干实事的县委书记到了鄱阳，用盘活土地资源的方式吸引来了大量外资，用于城区翻新———建喷泉广场、拆房子修商业街、步行街等，并把迎宾大道修到郊乡的村落边上，迎宾灯照得乡下的蛤蟆夜夜失眠。眼下又在筹划整修沿河路上杂树生花的圩堤，准备把它变成滨江休闲带，三步一凳椅，十步一花圃。
对于家乡在2003年动的美容手术，我曾以系列散文的方式在有关报刊上热情讴歌过。我是站在家乡普通居民的立场写这些文章的。可是站在对故乡一词充满怀旧欲念的游子立场上，这些变化使我的心情变得空洞和复杂。我发现属于我的那个鄱阳正从现实中剥离出去，我的故乡和千篇一律的城市越来越像，和别人的故乡越来越像。我心里想，为什么不能在与现代风格接轨的同时又揉入自己的独特气质呢?县城的一个朋友说，政绩工程是顾不上考虑这些长远的文化义务的，对于一个正待升迁的官员，时间是另一种生命。说起来，搞点政绩工程比什么事也不做还是要好些的。
站在一个游子的立场上，我也希望县城里的朋友们和从前不要差别太大。我在鄱阳的活动除了四处游走，就是和从前的朋友一起喝酒聊天，说一些壮志凌云或愤世嫉俗的话，每年回来都是如此。但热血比青春更易断流。近几年，这样的活动在缩水，次数在缩水，质量也在缩水。因为对于我，在故乡的日子永远像草莓一样新鲜可资品尝，而对于在县城的朋友们，这不过是生活的常态。常态是最不易盛装激情和话题的状态。在县城里，只有没结婚的人才需要靠友谊来取暖，男人一过三十岁就会像水滴一样在街面上蒸发掉。我早年最好的一个朋友初四陪着我在街头一家新开的咖啡屋小坐，里面除了我们就只有一对可能刚在外地读完大一第一学期回来的十八九岁左右的男女，咖啡屋因落寞而弥散出一种矫柔造作的新潮气息。走在街头朋友自嘲：“你看哪里还有第二对我们这样的人，三十多了还结伴闲逛!”
2004年春节，我还有悲哀的发现。我在县城的几个朋友，虽然都在机关或准机关单位工作，却没有一个人变成精通机关奥妙的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混到了科级或副科级(在县里这几乎是支撑头颅的惟一支柱)；而许多在我看来才能和品质比我这几个朋友差许多的其他熟人，纷纷成了能主宰一定数量人口命运的人(尤其是通过刚完成的大面积提干。市面上的说法是，三十几岁的人，这次都没上去以后就难罗)。到了2004年，构成故乡这个抽象的名词的许多具象事物主要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一些我没有亲近感的人把持着，他们的趣味决定了县城的性格和品位。那是一种也许很识时务但我非常不喜欢的趣味。总有一天，我对故乡的感情将类似于怀念一个嫁给了情敌的姑娘。请原谅我用如此庸俗的方式来看待这些变化，因为我痛切地感觉到，许多更庸俗的方式已经给我这些善良害羞的朋友带来了压抑和屈辱。
我是这样分析这种倒错的：我的那些朋友，因怀有文学或书法上的才华(在县城里这本是离仕途最近的才能，写而优则当秘书则仕依然是有志无钱青年上升的捷径)，就觉得不当什么也可以把头抬得很高，或者说，即使要当什么，也不需要像一般人那样去练习弯腰练习某种深奥的双赢贸易。结果才能非但没有成为他们过好日子的帮手，反倒成了自己的敌人。
我妈对此却有另一角度的理解。我妈说：“也只有这样的人愿意做你的朋友，那些混得好的人跟你哪有什么共同语言呢?!你既不是大官，又不是大款。”
2004年冬天，继续和朋友们喝酒，继续努力借酒煽情。由于是他们私人买单(在县里成功的标志是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只有没身份的人才用自己的钱买单)，只能蜷缩在街头油烟蒸腾的排挡里，用搓手和发抖抵制从毡布下钻进来的风和从毛孔里钻出来的不适感，情形和青春期一样。不同的是话明显比从前少了，大家不仅不谈论了理想，也不谈了现实。因为理想是属于过去的，现实掌握在身边的官人手里；甚至也不怎么谈论美女，因为美女主要是奉献给商人的。大家表面上对许多东西表示坦然(坦然是自尊最后的屏障吗?)，酒桌上还是萦绕着鲁迅小说《彷徨》的气息。
2004年，失落东西最多的是我而不是我那些活在县城的朋友。这一两年，他们丢失的顶多是前途和钱途；而我，不仅仅丢失了这些，还要丢失被我当作精神疗养院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