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面对全球化语境的中国散文

作者：古　相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散文和整个当代中国文学一样，正日趋迅速且别无选择地融入全球化的语境。在这缤纷、斑驳并因此而显得有些陌生的新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的散文家应当具备怎样的观念、识见和心态，进而展开文学和文化意义上一元与多元、“自性”与“他者”的沟通、对话和交流，并最终发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坟，文化偏至论》)的独特声音，无疑是一个必须予以正视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
　　也许应当承认，在当代世界文学的大格局、大背景之下，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还存在某些弱点和缺憾，只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散文的视角出发，指出如下事实：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广播影视事业的高度发达，欧美文坛曾经群星灿烂、流光溢彩的散文创作，已经走向衰落，不仅卓然大家、传世精品明显稀少，而且连发表散文作品的园地，也变得寥若晨星，难以寻觅。正如学贯中西的余光中先生所言：“散文一道，在西方的现代文坛似已日趋沉寂，十八、十九世纪大师辈出的盛况，已经淹没于大众传播的新闻报导和杂文政论了。英美各国报纸的副刊，例皆不登创作，文学刊物则以小说与诗为主，批评也罕及散文。普立兹奖只给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却不为散文家而设；传记虽为其中一项，但并不等于散文。诺贝尔文学奖大半颁给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像卡内提那样凭文集得奖，却是罕见。但是卡内提的声名亦有赖小说与戏剧，不纯靠散文。”(《李清照以后》)相比之下，多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散文凭借传统的支撑和时代的呼唤，倒一向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近十几年当中，在文学从总体上处于“低谷”、“退潮”的情况下，散文竟然一枝独秀，久“热”不衰，不仅主攻散文的作家队伍空前壮大，而且还吸引了一大批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乃至艺术家和学者的加盟。反映到创作上，则是思想自由解放，题材广泛不拘，文体拓展出新，手法灵活多样，风格异彩纷呈，它们很自然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正因为如此，窃以为：面对全球化语境的中国散文家，不必过于焦急和盲目地向西方文坛寻找同体裁且具有共时性的创作借鉴，更无需一味妄自菲薄；相反倒应当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抓住当下国内有利于散文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创作兼有历史意脉和现代特性的真正优秀的散文作品，成就融民族风范和世界胸襟于一体的属于全人类的散文大家。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散文就有可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走向世界，从而使民族的心灵之音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
　　当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散文家与世界的沟通、对话和交流，既不能仅限于时间坐标上的当下和晚近，亦不可局囿于散文的界域乃至文学的范畴，而应当立足于散文一种灵魂创造与精神裸显的基本点，把目光投向更为开阔也更为博大的历史天地与思想空间，进行积极的搜寻和细致的探照。这时，我们即可发现：外面的世界终究是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在这无限风光之中，既有蒙田、培根、兰姆、梭罗等经典散文作家所创造的风格独具、魅力永恒的优秀文本；又有罗素、萨特、罗兰·巴特、博尔赫斯等现代巨人所提供的颖异超拔、各有千秋的精神资源；更有由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师和广大散文作家一起，在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体现着相应的文化特性的创作传统。如果说文学大师们的艺术文本和精神资源，始终潜移默化地充实和滋养着中国当代散文家，那么，欧美经典散文作家恪守和张扬的创作传统，则直接构成了对二十一世纪中华散文创作的烛照和启示。譬如，欧美经典的散文作家，常常能站在比较高旷的精神视点上，回应时代潮流，思索历史走向，关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和人性状奉，追求大向度、大命题之下的道义承担，努力服务于整体的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关于这点，我们读培根的《随笔集》、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斯坦贝克的《战地随笔》、罗素的《人类面临的危险》、帕斯的《孤独的迷宫》等广有影响的精品力作，是不难体晤到的。这样的价值取向同我们散文作品中过多的小花小草、小情小调，过分的逍遥冲淡、内敛自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它仿佛在告知喜爱散文的国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大散文”，怎样才能进入散文的理想境界，并使散文成为民族的精神之火。又如，欧美的经典作家很少为写散文而写散文，而更多是出于内在表达或精神建设的需要，秉笔疾书，挥洒成文。他们并不注重笔下的文字属于何种文体，但却十分讲究行文落墨的文学性，即善于将自己独特的识见、性情、智慧、想像、文采等等融人叙述之中。这时，整个文本作为散文，或许缺乏“形”的规范，但却分明具备了“神”的特质一一种美的感染力与征服力。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福克纳的《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庶几均可作如是观。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些年来国内散文界关于散文本质和疆界的争论。试想，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是否能从欧美散文作家那里获取某种借鉴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散文是精神的载体，但同时又是语言的艺术。因为这后一种特质的存在，当代中国的散文家在进行世界性的沟通、对话与交流时，还需要从语言的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在这方面，有两点显然值得加以强调：首先，汉语作为中国散文家写作的母语，它既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但更是感受生活的方式，是精神赖以栖居的家园。与英语相比，汉语在实用的层面上或许不无某些缺憾，如语词意义的不够精确，句式结构的相对松散，新生语汇的明显迟缓，以及传播接受的比较困难等。只是所有这些一旦进入文学创作的视线，其中不少都直接或间接地转化成了天然的优势，即于无形中强化着汉语表达的审美和诗性特征。用楼肇明先生的话来说：“汉民族的语言文字……积淀着祖先们筚路蓝缕、开辟草莱的历史，积淀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哲学、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一部《说文解字》，兼具诗和史的功能，汉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充满人情味和诗意的一种文化符号”(《语词是人类心灵的精神家园》)。正因为如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尽管汉语面临着受强势经济所支撑的西语的挤压和挑战，甚至面临着有可能成为一种“方言”和“副本”的威胁，然而中国散文家却尽可以放弃过分的惊恐、迷惘和忧虑，而从容驱动自己的思维与才情，做清醒且自信的艺术创造，努力把汉语写作的尊严和魅力推向极致。那种认为“对文风和文字的彻底革命”才是“中国散文的出路”(牧歌《中国散文的两条出路》)的说法，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有害的。
　　其次，面对全球化语境的中国散文家，要尽量保持和发扬汉语写作的纯洁性、优越性，但同时又必须积极吸收，自觉借鉴世界性的语言成果与资源。这里所说的世界性的语言成果和资源，固然包括不同国家和民族各具优长的语言体系和语言形态，但同时也应当纳入以此为对象的语言研究上的新理论、新学说和新突破。关于吸收外国语言的营养，今日散文界自是不难认同，并已有或主动或被动的尝试；而对于借鉴现代语言学的新拓展、新创获，不少散文写作者无疑尚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充分的认识。殊不知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后者的意义同样不能小觑。譬如，发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斐迪南德·索绪尔为创始人和奠基者的语言学革命，就深深影响着世界文学，其中也应当包括散文。这位瑞士语言家所提出的诸如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组合和类聚、历时和共时等理论观点，以及由其整个学说相继派生出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小说叙事学等，经过种种消化和转换，业已进入了小说家的艺术世界。其实，这当中的某些内容，同样启示着散文家应当如何处理好笔下的叙事因素，启示着散文这种最为纯粹的语言艺术，应当怎样提升和强化自身的审美奉现力和感染力。在这方面，当代散文家迄今仍存的僵化和迟钝，是令人遗憾的。为此，我们应当以认真和谦虚的态度，下一番学习、消化和吸收的工夫，从而补上缺失的一课。
　　毋庸讳言，在充斥着霸权的全球化语境中，处于经济劣势大背景之下的中国散文家，常常无法逃脱尴尬的两难：一方面，出于精神的博大和艺术的精湛，我们必须向西方、向世界学习，要把他们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大胆地“拿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为了民族的血脉和个性，以及这一切最终有益于世界散文的发展，我们又必须坚持“原生型”的文化之“根”，必须警惕审美自性的泯灭和文化身份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因噎废食，又不急不择食，真正做到在拿来中扬弃，在整合中发展，这恐怕是中国当代散文家惟一正确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