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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研究中的开拓与创新
作者：王萍涛
曹禺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戏剧大师和文学巨匠。 1934年《雷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和现代戏剧文学的成熟。由此开始，曹禺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戏剧研究的热点。七十年来，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曹禺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正如刘勇先生指出：“曹禺研究触及问题之多，涉及面之广，探究层次之深，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难以相比的。”在这样一种学术态势面前，曹禺研究者如何去开拓创新，推动曹禺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发展下去，这是必须作出的学术选择。正是这样，刘家思先生的专著《苦闷者的理想与期待——曹禺戏剧形态学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年7月出版)及其他曹禺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意义就显得十分独特而突出。
一
刘家思的曹禺研究，其意义首先就表现在对曹禺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突破上。一个严谨而认真的研究者总是期望自己能对学科研究作出一些开拓，以推动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而这种推动往往具有引领作用并能探得独到而有价值的真知与识见。刘家思作为曹禺研究者中的“后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是有很高的期望的。他说他“总是将自己的思考与别人的研究相对照后找出自己立论的存在价值”，“总是想以自己的工作来为曹禺研究做一些补充和拓展”。惟其如此，他的曹禺研究总是能够不断发现新问题，开掘新领域。
刘家思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走向曹禺研究道路的，至今已有十五六年了。记得他的第一项曹禺研究成果是为参加学校举行的两年一届的学术论文宣读会准备的，题目叫《浅谈“闷”在{雷雨)中的作用》，后来发表在高校学报上。这篇论文虽然是从单篇作品的一个具体问题人手，却很具学术意义。它是很早关注和研究剧场性的学术论文。任何戏剧都包括文学性与剧场性两个方面，而剧场性尤为重要。戏剧的生命是演出，而剧场性不强就无法演出。剧场性实际上是戏剧生命力的体现。因此研究戏剧必须研究剧场性。但近七十年的曹禺研究，对剧场性却未予以重视。因此，这篇论文也便具有开拓领域的意义。
专著《苦闷者的理想与期待——曹禺戏剧形态学研究》更是集中显示了其开拓意义。他“试图对曹禺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与空档，在审美形态学的视野里对曹禺的创作作多维度的深入一步研究”。这是以其对曹禺研究的前沿动态和整个曹禺研究的学术现状的准确把握为基础的。近七十年的曹禺研究以单纯的、局部的、具体的文学研究居多，综合性的研究也大多是从文学与文学史或者是戏剧史的角度进行的，而所用的方法又往往是社会学、政治学或美学的，这些研究虽然也取得巨大的成果，但往往因外在的静止状态或单一的视角而呈现出不足，这也就使曹禺研究留下了许多空白与薄弱之处。刘家思从审美形态学人手，将曹禺的创作当成一个生命系统、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使曹禺研究得到了拓展和突破。全书分三篇，上篇从英雄原型人手来研究曹禺及其剧作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层面的形态特征，亦即主题的历史承继形态，所选取的英雄神话原型与曹禺创作的深层心理、曹禺剧作中英雄原型的表现形态、英雄原型的特征以及英雄原型与曹禺现象的内在联系等课题都是以往所不曾涉及的，无疑开拓了他的研究领域。这里，不仅显示了曹禺创作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而且揭示了曹禺创作的个性特征与发展轨迹，也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中篇从人物表现形态人手来全面检视人物描写艺术，分主人系统、奴仆系统及其边缘者形象三种形态对曹禺笔下的人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三种人物形态的扫描，去审视曹禺描写人物的功力，驾御戏剧的才情以及创作的主体力向和理想情愫。以往的曹禺人物研究，关注的多是主要人物，实际上仅仅是主人系统的人物。而对戏剧中大量存在的那些被雇佣和驱使的奴仆形象以及往来于其中又区别于他们的边缘性人物则未重视。刘家思的研究无疑使人物研究的视域拓展，显示了开拓与创新的品质，使人物研究走向全面深入。下篇全面论述曹禺戏剧的讽刺艺术，这也是一种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以往的曹禺研究大多从悲剧出发去把握曹禺的戏剧，偶尔涉及其喜剧性因素，对其讽刺艺术则讳莫如深。刘家思以讽刺与曹禺、曹禺的讽刺手法、特点、讽刺风格及其成因等作为课题进行研究，显示了曹禺戏剧独特的审美情趣与不断创新的艺术追求，深刻地揭示了曹禺戏剧悲喜交织、雅俗兼容的风格形态特征。这种工作为曹禺研究开拓了领域，提供了启示，推动了曹禺研究发展。总之，其审美形态学的研究视角，不仅对曹禺研究甚至对整个话剧文学研究而言，都是第一例，其学术创新意义的确不能低估。
2002年，他发表的两篇论文《以开放的态势研究曹禺》(《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和《展望与期盼——对21世纪曹禺研究的思考》(《宜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堪称其引领曹禺研究的姐妹篇。论文对二十一世纪的曹禺研究的深化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充分显示了奋力开拓的学术品质。他归纳总结了有待拓深的领域，包括十个方面：“一是要开展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二是在思想方面有待拓深；三是曹禺改、导、演戏的艺术实践的研究要拓深；四是要拓深对曹禺戏剧创作经验和戏剧美学思想的研究；五是要开展对曹禺戏剧演出史、传播史的研究；六是要拓深对曹禺戏剧文本的研究；七是要开展对曹禺戏剧文本流变史的研究；八是要拓深曹禺创作的艺术渊源的研究；九是要开展曹禺的横向影响研究；十是要开展对曹禺戏剧艺术的叙事形态的研究。”这里，以开拓与深化为出发点，所站的位置是学术前沿。
二
刘家思曹禺研究的意义也表现在观点的创新上。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刘家思的学术研究总是不断地提出创新性的见解而显其本色。他说：“十多年来，不管是对还是错，我喜欢做一些独立的思考，不愿因循习见，说人家说过的话，谈人家谈透了的问题。”这正是学术研究中应该倡导的精神。《“我们现在就走”——也谈(雷雨)中的周萍》是刘家思曹禺研究的第二项成果，他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提出：“周萍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以温和的方式反抗社会黑暗统治势力而思想上又被严重的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着的终于失败的形象。”对学术界以往评价周萍的三种意见，即“原谅同情”观、“深恶痛绝”观及“屈从效忠”观给予了补正。该文在高校学报发表后，许多研究者以它为基础又提出了多种观点，形成了一种推动力。在研究中，刘家恩对周朴园、蘩漪、陈白露、方达生、愫方、焦母等一系列的人物都进行了自己独特的解读。这种创新性突出表现在《苦闷者的理想与期待——曹禺戏剧形态学研究》一书中。
他认为，“凡是成熟的作家，其创作都必须拥有一种独特的表现形态。单个作品如此，整个创作也是如此。这种独特的表现形态就构成了作家独自的艺术世界，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如果一个作家的创作只是零碎的、浅层的、感触式的，散乱的，不成系统。缺乏独自的形态特征，那肯定是功力不足，其生命力当然也是脆弱的”。因此，他以宏阔的视野，敏锐的思维，系统的观念，对曹禺戏剧进行整体的审视，作出了独到而新颖的认知与定位，因而使全书中总是新见迭出，不断地给人以启发。那些开拓性的课题研究，总是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解读。例如他认为，否定与追求、反抗与救世、强力与使命的交织，是贯穿在曹禺戏剧中的精神内质；反复通过人物超人的智慧、胆识、勇毅、刚强和巨力来进行反抗、寄寓理想、表现追求的戏剧行为几乎是约定俗成的，构成了曹禺戏剧的基本模式。这是原始先民以强力和勇毅反抗丑恶和黑暗，赎救人世与众生的英雄原型的现代性置换。这种英雄原型在曹禺的戏剧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伴随着他的整个创作历程，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其一是英雄复仇原型形态，主要体现在《雷雨》、《原野》、《胆剑篇》之中；其二是英雄涅 原型形态，主要体现在《日出》、《北京人》、《明朗的天》之中；其三是英雄救世原型形态，主要体现在《蜕变》、《家》、《王昭君》等作品中。这就对曹禺的整个创作给予了全新的解读。接着，他又指出了曹禺戏剧中英雄原型的四个特点以及英雄原型与曹禺现象的内在联系，这就对曹禺的创作个性做出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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