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人性中的缺陷（外一篇）
作者：遥 远
美国作家麦德维杰夫在《赫鲁晓夫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轶事：
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出席过不少党的积极分子集会，在会上，他采取了知耻近乎于勇的态度，总是承认自己以往确实目睹并知悉斯大林时期犯下的许多错误行为，然而又出于恐惧不敢站出来表示异议。
有一次集会，他接到一张纸条，上面定着：“你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干什么去了，怎么竟然允许在我国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呢?”赫鲁晓夫念完后，厉声发问：“这张没署名的条子是谁写的?站起来!”接着，他又重复一遍，但写纸条的人还是没有站起来。
于是，赫鲁晓夫说：“写条子的人害怕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要是站起来反对斯大林，我们也害怕呀。”
赫鲁晓夫的坦率，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一个现象：人类普遍存在某种怯懦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蒙田称之为“天生的缺点瘕疵”，按照现代精神分析大师的说法，没有任何情感会比怯懦更使我们手足无措。
假如我们有时间，读一读布尔加科夫的传世名作《大师和玛格丽特》，对于人自身根深蒂固又难以祛除的怯懦，或许会看得更为清楚一些。
这部长篇小说把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描绘得既缠绵悱恻，又真挚感人，读者朋友们最好自个儿去细细品味。我感兴趣的是，书中插入了《圣经》耶稣蒙难的悲剧，对罗马总督彼拉多这个原型做了全新的艺术处理，使它从《圣经》或历史中超逸出来，负载更深刻的人性意识，令人掩卷沉思。
作为屡建战功深得宫廷赏识的犹太总督，无论就身份地位还是他的沙场经历来说，他身上似乎不存在什么怯懦，但布尔加科夫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挖掘，向我们提示出怯懦的深层次涵义。
彼拉多是个残暴、刚愎自用的武官，但尚存一些良知。他了解义人耶稣精通医术，也清楚义人无辜，本想释放被犹大出卖的耶稣，但又不敢违抗地方宗教当局的意图。由此，在总督这个职务所要求的残酷性与个人良心的夹缝里痛苦挣扎的他便寄希望于耶稣本人。因为彼拉多根据自己的人生哲学断定，耶稣也可能为了免于一死而撒谎，于是他不断地暗示耶稣，只要不承认对犹大讲过的话就行。可当看到义人忠于自己的信仰，选择讲真话时，他的胆怯心理就暴露了出来。即使如此，彼拉多仍不甘心让“流义人血之罪”落到自己头上，以至三次询问大司祭到底要释放谁。其目的无非是想推卸“流义人血”的责任。
最后，死刑已经执行，彼拉多后悔不迭，深深的悔恨竟然让他产生自欺欺人的幻觉：“不言而喻，所谓今天执行的死刑判决，乃是个彻头彻尾的误会——看，哲人不是走在我身旁吗?”彼拉多想到耶稣所说的“怯懦是人类缺陷中最可怕的一种”的话，感到正是这种最可怕的缺陷在自己身上占了上风——他害怕为了一个流浪人的生命而断送了自己的总督前程。他明白善于治病救人的耶稣正在永远地逝去，而自己那可怕的、剧烈的偏头痛从此便无人医治了。
不单如此，他还感到自己的良心再也找不到避风港了。他痛苦地对手下的人说：“即使深夜，即使在这月光下，我也不得安宁!啊，诸位神明!……”
是的，多少人，因为一时怯懦而贻害终身；又有多少人，由于自己的怯懦而给他人带来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
蒙田在《随笔集》中谈到，在他生活的十六世纪的法国，对于怯懦行为的惩罚通常是当众羞辱。逃兵不再依希腊古法处死，而是令他穿上女人衣袍在广场中央罚坐三天。目的是指望羞愧使逃兵恢复勇气，重上战场。据说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与其让人流血，不如让人脸红。
布尔加科夫对彼拉多这个人物的再创造发展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精神，他没有复述《圣经》的故事，让彼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了事，而是叫他不断反省自己的怯懦造成的罪恶，这种反省不仅折磨他的肉体，而且惩罚他的灵魂。
将近两千年了，彼拉多一直坐在一个石平台上。然而，每当满月来临时，他就睡不着，为失眠所苦。满月不仅折磨他，还折靡他忠实的卫士——一只狗。他总在自言自语地说着同一件事，说他即使在月光下也不得安宁……
因为一时的怯懦而付出两千年的良心折磨，虽说罪有应得，但无论如何是有些残酷的，也是意蕴深长的。到了全书最后一章，富于怜悯和宽恕精神的作者不忍心让彼拉多再那样下去了，他借主人公大师之口，朝坐在荒凉的秃石上耽于沉思的彼拉多高喊：
“你解脱了，解脱了……”
于是，小说主旨上升到新的高度，如同一部交响曲流淌一段华彩乐章，出现一幅富有浓郁象征意义又叫人回味无穷的画面：
群山把大师的喊声化作惊雷，而惊雷又震得地裂山崩。刹那间，荒山野岭显露出一座广袤的城市和无数灯火，城市上空有一群金色偶像俯瞰着全城。一条月光之路延伸而来，两千年来不得安宁的彼拉多从混沌中惊醒，紧跟着他的狗急急追随被他处死但获永生的耶稣而去。
轻与重
恰如诗人灵感降临，安娜．卡列尼娜从月台边奔向路基的一瞬，让我们看到一部震撼百年的即兴创作，车轮与铁轨似乎只是被她驾轻就熟地玩弄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大地之上的两个意象。轻得就像华贵的裙摆，提起然后放下，这是老托尔斯泰对他多年以后的风雪小站上那凄惨一幕的预演。但是老托尔斯泰显然在这里用力过猛。这使得他自己的死亡轻得几乎没有了声音。玻璃上的刻痕尚未擦去。“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就被严寒冻裂了。老托尔斯泰那严冬里通红的鼻子，从未被人们看到过。
和安娜一样，通灵的海子也选择了铁轨。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诗歌短章，太华美了以至于我们不忍卒读。遗书和山海关，都不是即兴之作，“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拨，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乡村的尽头是长城，长城的尽头是山海关。我们看到，寒冷的死亡的眼睛叠现在垛口，这是开头，此后，还有谁敢表演死亡?生活的理由并不必然地就是死亡的理由，死亡之轻即生命之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随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曾经纯而又纯的黑眼睛的不能承受。但是太轻了，就像那古老的“妻妾成群”的风尘，就像那个幻影。太轻了以至于没有办法表演，就像斧头、绳子和树枝，就像它们错误的出场。而顾城的死亡之轻，在他的身后被更多的苟且者们表演要淋漓尽致，让人不相信死无报应都不行。哭是有代价的，逃是有代价的，我们现在就在承受着那不能承受也得承受的东西，轻得像一个人的叹息。
轻得像一个人的歌声，轻得像一个人的哮喘。一代歌后之轻没有人能够扶得起来，金钱不能，她那一见钟情的法国小情人斯迪逊同样不能，太轻了就变得飘忽不定，以至于回不了故乡，回不了家。邓丽君是一个无奈的歌者，无奈的死亡是个性生命之轻的明证，而我们对于哮喘的无奈是否预示着人类之轻?她的一生有过多少玫瑰在飘浮，多少荣誉的玫瑰呀，载不动一缕香魂。
但是一根玫瑰刺却可以拿走一个沉甸甸的诗人。这是里尔克，1922年的里尔克，被玫瑰刺伤的里尔克，1926年死于白血球过多症、死于五十一岁盛年的里尔克。他说过“挺住意味着一切”，但他也仅仅只挺了四年。多么轻的一根刺呀!而诗人，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胜利而言”了。
……还有多少人死于死亡之轻?
1995年9月8日，“废墟上的罂粟花”悄然萎谢于美国西海岸的寓所，而在太平洋的此岸，我们的确还正处在被“张爱玲热”热昏头的“后”夏天呢，一周以后才知道她已经早就无声无息了；也许只有她这种“废墟上的罂粟花”才能经历这样极度的绚烂和极度的寂寞吧!真不好说这是文运之轻抑或是命运之轻?
死亡之轻并不就是生命之轻，但它无疑是生命的失败。在生活并非不堪忍受的时候，一个人的生命突然殁了。他殁得毫无道理可言，殁得让我们不能言说，殁得让我们不能承受，这就是死亡之轻。“一个可怕的轻的负担”，一种“不能承受的失重”，然而，最轻的死亡，也不会把生命给唤回来。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敬畏和珍重生命，珍惜并愁心地呵护着，别让它像一根鸿毛一样飘去，别让它走得太贱太轻。死亡不应该是即兴的，不能让它看起来太像一首突然降临的诗歌断章。死是容易的，就像一道短诗，而生却是一部辉煌辉煌的长篇小说，是智慧、意志、体力的消磨与抗争，这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