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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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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棣性格梗直,却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大人,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公本意……" "毅夫,如何可以以偏概全?"石越不料唐棣如此直言不讳,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出言制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公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朝廷还有监察御史……" "子明,王相公的才学,实可与孟子相俦,当今皇上又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公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说得兴起,竟直呼石越的表字,倒似相熟朋友一般,一面又向众人说起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本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学问自然非比寻常,因此曾布说到精妙之处,颇让众人赞叹不已,只有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的完美,虽然对石越的建议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石越装作不经意的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的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 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污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地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的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覆,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地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地缩了回来。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不过石越也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王安石的资本。短期之内,任何激怒王安石的行为,都属于政治自杀。保持中立,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地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石越在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 与王安礼的交往更加坚定了石越的决定。王安礼对于王安石的许多举措亦颇有保留,石越与其谈论古今大事,很是相得。王安礼与王安石有兄弟之亲,他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人家毕竟是兄弟!石越记起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信中司马光直言"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明显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几十年相交的好友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凭什么能做到? 他绝不敢拿自己的野心去赌王安石的性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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