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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零


  几天后,习站长带着些礼物来看望我们一家子,家里没点炉子,冷冷清清。她明知故问:“这么冷的天,怎么不点炉子?”母亲说:“不冷不冷,孩子们在山里待惯了,热了倒不舒服。”习站长扫了我一眼,我又不行了。因为在家里,我没有垫尿布子,我把裤子和鞋尿湿了,我红着脸躲出去。我蹲完厕所,换了件裤子回来时,习站长正手捧那本《千家诗》,习站长正不停地赞叹着:“实在太漂亮太漂亮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蝴蝶,我家里有几百种蝴蝶标本,都没这么漂亮。”

  显然,习站长绝不是一般地喜欢蝴蝶。

  “习站长,那一本子都给你吧。”母亲说。

  “太好了,太感谢了!”习站长都有些失态了。

  “明年春天带我去看看。”习站长睁大眼睛盯着我。

  我当然满口答应,甚至有些沾沾自喜。

  那一年的春节很快到了,干爸领着我,去给谢局长习站长夫妇拜年,习站长拿出她所有的蝴蝶标本让我们看。标本夹在漂亮的大相册里,用薄薄的塑料纸蒙着。每一种蝴蝶标本底下都注明了蝴蝶的名称、出处、生活习性。习站长一页一页给我们介绍时,显得谨慎极了,用比手指还显得轻柔的镊子轻轻地夹出来,映在离台灯不远不近的地方,给我们说她是某年某月某日在哪儿发现的。文革开始后的这10年是空白。不用我们问,她叹着气说:“文革开始后就不敢搞了,怕人家说我是‘走资派’。”

  “杜大夫,等天气好了,咱们借几匹马,约几个人看蝴蝶去!”习站长的表情里有浓浓的孩子气。我没有不爽快答应的道理。

  春节过后,韬河县城的春天就从身后的大森林里一步步走来了,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习站长派人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杜大夫:准备好,明早出发。

  当晚,我在小天鹅这边早早就睡了,前半夜睡得很死,鸡叫头遍的时候,突然醒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点睡意都没了。这时我觉得,心里有些不对劲儿,有那么一丝魂不守舍的滋味。鸡叫二遍的时候,就开始明确地害怕天亮。表面看来,时间是一动不动的,但是,时间明明在流淌,在深深的地方流淌,你盯着它的时候,它是停顿的,你一不留神它就过去一大截。鸡叫三遍的时候,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了,心一揪一揪的,眼看要碎了,就像一个大财主,明明白白地地预感到天亮后将破产!我杜仲哪是大财主?我怎么可能破产?但是,“要破产”的感觉硬是那么真切,挥之不去。天蒙蒙亮时,我就悄悄穿上衣服出门了,还随手带了本防疫站新发的油墨味很浓的“毛选”第五卷。一出巷子我就闻见了韬河水的味道,我马上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了。来到韬河边,把习站长的纸条扔进河里,把我自己的一张纸条夹进书里,用石头把书压住,就扑嗵一声跳下去了。

  99 自首

  杜仲出门时,我睡得正香呢,我还不想醒来,就没理他。天亮后,我一睁眼就看到了床边的钥匙,单单的一把钥匙。我说过,我这间房子的钥匙一直是他一个人拿着,他向来都是拴在裤带上的。他不会随意把钥匙丢下的。

  我立即就猜出了几分。

  太阳照进院子时,我听见马蹄声进了鸭子巷,接着传来习站长的声音:“杜大夫,准备好了吗?”习站长听说杜仲一大早就出去了,派人到处找。临近中午,有人从韬河边找到了杜仲留下的书和纸条,纸条上是这么两句话:

  怪病缠身,只欠一死。

  我的死与任何人任何事无关。

  我一动不动给杜仲戴够七天孝,然后就去自首了。我身上揣着那份“委托书”,正是杜仲偷回来的那一份。杜仲让我毁掉,我却藏在了褥子底下。我早就知道我会走这一步的。我不可能藏一辈子的,我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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