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盛开(2)_蒋韵_应天故事汇

1.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2）

　　刘思扬以全县高考第一名的成绩，成了那小城的名人。可是他运气不好，他填报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不知因为什么没有录取他，却把个第二名录走了。这样，他就来到了这里，这座内陆城市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做了潘红霞的同窗。潘红霞想，这多偶然哪，她还想，这多幸运哪。

　　潘红霞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只是，她自己并不知道，那就是，她是个知道珍惜的人，她懂得“感恩”。这是人的一种禀赋，有人有，有人没有。比如陈果，陈果就是活一百岁，经受再多的磨难，她仍然是不知道珍惜的，对了，这是一种才能，就像爱。“生活教会了我们珍惜”，这话是一句谎言。潘红霞他们班上，五十几人，人人都有鸿鹄之志，不少人都对最终落到这样一所末流学校感到委屈和不满。可是潘红霞不。潘红霞内心很快乐。她虽然也会对这新环境中一些事情发发牢骚，比如食堂糟糕的饭菜，比如遥远的水房，比如根本没有几本藏书的图书馆，可这又算什么呢？这一切都无法伤害到她的快乐。她有时甚至都为自己的快乐不好意思。夜深人静，有时她会忽然从梦中醒来，八个人的寝室，鼾声此起彼伏，鼾声就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地，拍打着她，她就问自己，潘红霞你这是在哪里？在什么地方？然后她回答说，在你想在的地方。这回答，一下子，让她眼里涌满热泪。

　　1978年，人们感受着朴素的快乐，在百废待兴的校园，清贫的土壤和快乐的空气特别适合浪漫主义的生长。到处是不再年轻的面孔，皮肤粗糙，上面布满风霜的痕迹，但经历很快地就变成了故事。携带着故事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吸引着年轻姑娘的目光，感伤的情绪在甜蜜中泛滥着，苦难变成了高贵的印记。

　　潘红霞没有值得炫耀的经历，没有苦难的财富，这让她感到自己平庸。她和这古城中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停课的时候停课。后来，“复课闹革命”时，她进了初中，只读了一年，就领到了一张“结业证”。那是1971年，她还不满十六岁，从此就走上了“社会”。这所谓的“社会”，其实就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隶属于这城市的手工业局，从前，是一家街道小厂，生产一些铁制的杂货用品。她就在这小厂狭窄局促的空间里，伴着一台老掉牙的皮带车床，度过了将近八年岁月。所以，对她来说，重返校园，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是一种救赎。尽管这学校名不见经传，可它拯救了她。

　　这座内陆城市的最高学府，当然是以这省份名字命名的那座大学。它有悠久的历史，创办于二十世纪初年：1902年，是中国的第三所大学堂。它的创办人，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用令我们屈辱的庚款创办了这所大学，参与创办的，还有当时的清廷大员岑春煊。总之，它是有根基的，有身世的，当然，也是衰落的。不像潘红霞的学校，几乎没有历史，白手起家。所以，那个学校里的学生，都比较骄傲，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没办法的事，没落的世家子弟哪个能不骄傲呢？

　　潘红霞的学校，却是新鲜的，甚至，是仓促的，没有一点旧时代的痕迹。它建立在一片河滩之上，在穿城而过的那条河流的东岸。围墙外，是大片的农田、菜田还有水渠，有一条曲折暧昧的小路在农田里蜿蜒着通向高高的河坝。他们把这河坝叫坝堰。这个学校的学生，喜欢在这坝堰上散步，看夕阳把浑浊而黏稠的河水涂染成辉煌的金色。这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胜别人一筹的地方：他们有一条河。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随时在河边聚会、唱歌、野餐——“皮克尼克来江边”，是真的江边，虽然如今枯萎了，衰老了，可在地图上，还有人们的心里，它仍然是一条雄壮的、声名远播的河流。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尽可以把这条河看作是自家学校的后花园。

　　这学校，没有标志性的建筑，都是一些红砖楼房，东一座西一座，像孪生兄弟一样几乎没有区别，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它有种急就章似的潦草。到夜晚，就算所有的灯都亮着，它仍然有一种掩藏不住的荒凉气息，有一种孤独的璀璨，特别打动人。这也是让潘红霞最爱它的地方，甚至，是心疼。周日的夜晚，她坐末班车从城里匆匆返校，从汽车站，到她的学校，还要在野地里走差不多两三里路。她走着走着，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一团小小的光明，紧紧簇拥着，依偎着，在无边的黑夜之中，又孤独，又骄傲。她的心顿时一软，想哭。这黑夜中的校园，它是那么让人心疼和珍惜。这种时候，她就像是它的母亲一样怜惜着它。

　　她的学校，和李提摩太的学校，虽说还没有什么交往，可他们总是能够知道发生在那里的事情，那里，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社，他们给那文学社起了一个和时代气息特别吻合的名字：春天。那么，他们怎么能没有一个自己的文学社呢？好吧，那就成立一个。一帮人摩拳擦掌，于是，他们的文学社也就诞生了，也起了一个符合时代气息又和校园的浪漫情调吻合的名字——红钟，铿锵有力又有些旖旎，是从几十个名字中挑选出来的。

　　他们推举刘思扬为社长。

　　大概，刘思扬生来就是为了一个激情的事业献身的，至少，他特别适合做一个文学社团的领袖。他像从苏俄小说中走出来的一个人物，比如，罗亭。当然不是从爱情中出逃的那个罗亭，而是1848年的罗亭。1848年6月26日，在巴黎街垒战中被打死的那个“波兰人”，腰间束一条红围巾，举着弯弯的钝马刀，被子弹一下子击中了心脏的那个德米特里·罗亭——这样的人在和平年代不做一个文学社团的领袖岂不是暴殄天物？

　　“红钟”敲响了，在这个尚还沉闷的、摸不着头脑、等待着什么的校园里，有点石破天惊。那份他们创刊的同名的油印刊物，在这学校上千名学子们的手中传来传去，还有人抄下那上面的文章。甚至，它不胫而走，传到了社会上，还有，李提摩太的学校。那学校里的许多学生都在谈论一个名字：回忆。人们互相询问说，回忆是谁？当然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但是人们都在说，我们也有了一个卢新华，我们这城市，也有了一个卢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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