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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妈妈(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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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前半学期的一次家长参观日,宏宇说老师让带游泳衣。晓茵以为那天有游泳课,就把儿子去游泳教室用的一套东西:泳裤、帽子、眼镜和浴巾,原封不动地连同去游泳教室的包让儿子带去了。那天并无游泳课,老师不知何目的,也许是为了即将有游泳课的一种宣言:让学生们换上泳衣一字排开在教室内走了一圈。 这种行为实在无任何意义,但对于这种无意义的事日本人也会做得格外认真。孩子们从小就被训练一丝不苟地做每一件小事。 四十来个学生的教室并不大,后面又站了几排家长,学生们慢慢地走了一圈也就四五分钟。这四五分钟对晓茵来说竟像永恒那么长。那时她才知道原来这个小学的游泳衣是全校统一的。别的同学都穿蓝色衣,而宏宇穿的灰色,全班齐刷刷的一色黄帽子,只有宏宇带着绿色的帽子。不但同学们都盯着他看,连家长们也窃窃私语:“谁家的孩子,怎么不跟大家一样?” 一个小孩子的游泳服与众不同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里营造出的气氛便让这与众不同者感到一种耻辱。宏宇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再怎么低他还是比别的孩子高一头。晓茵看着那醒目的绿色泳帽,尴尬心疼地熬过这漫长的五分钟。她恨不能过去搂着儿子,抚慰他那幼小的心灵,可怜的孩子,都怪妈妈粗心让你如此难堪。 当天她搞清楚学校用的游泳衣是在一个指定的体育用品商店买,回家的途中就买下来。 大人对这种事也许不会太在意,可是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理承受能力的严峻考验。回家后,晓茵向儿子道歉了好几次。儿子委屈地说妈妈让他丢了丑,让他遭到周围人的白眼和耻笑。很明显,他幼小的心灵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自那以后,晓茵开始慢慢地给孩子讲解与众不同不一定算坏事、耻辱之事。相反,在美国和中国,小孩子如果做与众不同的事,会被认为有个性,将来也许会很有出息。她告诉儿子,他父母是中国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算美国人,本来就与别人不同。除了学校规定的事应该照办外,别的事情不一定什么都跟大家一致。 宏宇对妈妈的话慢慢领会,渐渐地不太在乎凡事一定要与别人相同了。小学毕业典礼那天,男孩子穿西装系领带。晓茵早早儿给儿子买好放着,惟独没给儿子准备黑皮鞋。这次并非她忘了。因为是在学校体育馆举行毕业典礼,她以为在室内不能穿皮鞋,家长们都被要求自带拖鞋的。可是那天会场大赦毕业生的脚,男女毕业生都脚穿黑皮鞋底气十足地踏在地板上。九个班,只有宏宇一个人穿着平日在教室穿的白帆布胶底鞋。在一片黑皮鞋中,那双白脚如同一年级那绿色泳帽一样醒目。江雪梅首先看到了那双白脚,抱歉地对晓茵说她也不知道是否穿皮鞋,所以做了两手准备。她说让刘浩脱了皮鞋陪宏宇,晓茵制止了她。她见宏宇回头向她招了一下手,露出微笑。她为自己又一次失误而谴责自己没有多跟日本学生的家长交流,但她知道儿子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或者可以说儿子把凡事都与别人一样看得不那么重要了。 晚饭与刘浩一家在饭店庆祝两个孩子小学毕业。江雪梅提到今天上台领毕业证书只有宏宇穿白鞋,她逗宏宇是否很难为情。宏宇笑嘻嘻地说:“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又没光屁股。没穿皮鞋怎么的?我还喜欢光脚呢!” 江雪梅看着刘浩对晓茵说:“这孩子连带饭都怕跟别人不一样。上次他们去野游我做了三明治,他非让我给他捏饭团子,说是别人都带饭团子。” 晓茵到日本后发现日本男人普遍话少,大学生中男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一般也不如女孩子。她常听日本妇女讲她们的儿子与她们交流很少,即使谈话也极简单。为了避免儿子也变成这种男人,她总是引导儿子向她讲述每天在外面发生的事情。她也要求儿子对他所请求之事陈述理由,所以宏宇从小就养成习惯向妈妈说明一些事情。如果他想跟朋友出去玩或者去看电影什么的,一定先讲清楚去哪里,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钱及他为什么要去。得到妈妈的同意他会很感谢妈妈;如果被妈妈拒绝,而妈妈的解释他又认为有道理的话,他便不再争。可是上初中以后儿子的性格不知不觉地变了,他的话越来越少,以前常出现的活泼开朗的笑脸变得“淡”、“暗”、“严肃”起来。 日本这个社会传统上尊崇沉默寡言的男人,“沉默是金”使很多男人无情无趣,缺少幽默感。尽管高仓健式的男儿仍然备受一些人欣赏,晓茵还是希望儿子能成为像他爸爸那样既开朗乐观又充满幽默感的男子汉。她意识到孩子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她的努力,所以她决定带儿子离开日本。初二下半年她跟宏宇商量他们一起回美国,她相信美国学校的活泼气氛及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注重交流的环境一定会使儿子有个转变。宏宇那时正值反抗期,听了妈妈的话面无表情地说:“你想回去你自己回去吧,我不去。”转身回到自己卧室,把门“砰”的关上,一个晚上也没出来。晓茵虽然心急如焚,但她不想硬来,她理解儿子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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