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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阿伟和小玲在南方待了半个月,两人一共带了一万多元,全部花得精光。回来的路上仅剩下三百元伙食费了。口袋里没有钱,阿伟一下子就觉得在人群中矮了一截。不仅说话显得中气不足,就连走路也不是那么昂首挺胸了。这使他真正认识到,在囊中羞涩的时候,最能感受钱的伟大作用及其重要性。钱少了,爱情就让位了,一门心思想着赚钱的门路,跟小玲卿卿我我的时间自然也就少了。

  回到家里已是晚上七点左右。妻子和儿子见阿伟回家都十分兴奋。这次阿伟为了表达南方之行的一片心意,特意给儿子买了一套高档游戏机,给妻子向红梅买了两条很漂亮的裙子。儿子迫不及待地让爸爸把游戏机安置好,只管自己玩去。向红梅一边试裙子一边说,自己又没钱,借两千块钱公款,哪里有钱买这些呢!阿伟说,可不是,担心钱用光了买不成,我去的第二天就买好了。好在会上不花钱,带的钱全作零用,所以并不需用多少钱。向红梅试着裙子站起来抖抖,一副非常感激泪眼盈盈的样子。她把脸凑过去亲阿伟,阿伟用手轻轻一挡,忙说脏呢脏呢,我得洗澡去。说完转身进浴室了。

  向红梅脱下裙子换上旧服,有板有眼地为阿伟收拾零碎的行装。这是一个贤慧又漂亮的女人,传统、典雅、话少、好哭。用阿伟的说法,是什么都好,就是文化低了点,初中毕业就进商店当了服务员。她十分钟情于阿伟,对男人的依赖性特别强,好像没有阿伟她就没法活下去似的。为了阿伟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比别的记者出色一点,她把家里大小巨细的事都承担了下来,阿伟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和油盐酱醋放在什么位置。他唯一能干的家务活是把煤气灶点燃和使用家里的一切电器开关。两年前还不知道味精与胡椒面颜色的异同。肖平说他有大福大贵之命,晚年可能是洪福齐天。阿伟说其实并不,平时两口子在家里又没什么话说,她除了百依百顺俯首帖耳像个家奴之外,没味极了。这种日子也并不好过。优点只有两个:一是永远相信她这辈子不会偷人,百分之百地放心;二是自己永远是上帝,上帝的轻松在于永远把家务琐事甩在脑后。肖平说他纯粹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阿伟从洗澡间出来,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往床上一躺就四脚朝天了。红梅连忙把他头抬起来用干毛巾细细擦干,然后把头轻轻地放在枕头上。问他想不想吃什么,阿伟摇摇头。那你喝点饮料吧,阿伟还是摇头。红梅催儿子自己洗了快睡。儿子哼哼地,玩得正兴头十足。红梅说明天你得上学,不听话就把游戏机收起来。儿子很不高兴地住了手,自个儿洗去了。

  红梅把一切收拾停当,安排好儿子睡下,来到睡房。她躺上床去,轻轻为阿伟去了衣裤,将身子歪过去亲阿伟的下部。阿伟双手放平,双目微闭,作养神状。对红梅的温存完全无动于衷。红梅抬头问:这么长时间,不想我么?阿伟说真把我想死了,白天还好些,忙;晚上真想得不得了。想急了晚上老做性梦,就溢出来了,早晨起来又得洗裤衩。红梅只是笑,说他没出息。再亲,阿伟依然冷漠。他自己明白回家前的那个晚上,与小玲销魂一夜,觉得精干骨枯,接下来又是两天两夜旅途之劳,自然精力不济。红梅面色凄然,她知道阿伟每次出差回来都很激动,如饥似渴。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为了不把这种不安的心绪表现出来,她周身吻他,抚摸他,直到他展现生机。阿伟这才翻过身来,蠢蠢欲动。那极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态像又接受了一项强其所难的采访任务。即使应付差事,也要把文章写出来。尽管那文章不多么酣畅。

  阿伟上班之后对南方之行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汇报。报社领导认为他收获很大,不虚此行。阿伟极力鼓吹报社办经济实体的巨大优势和优越性。他认为在此事上再不能犹豫了,必须抓住时机,紧急行动。否则大好机遇就会擦肩而过。社长说你先拿个方案,然后再上会讨论,如果能通过,公司就有可能尽快搞成,由你全权负责,出任法人代表。

  阿伟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没黑没白地干起来。他突然觉得,文化已经不值钱了,新闻已经不值钱了,这些都只能作为人生旅途上的铺路石,他踩着它们由工人变成了干部,由干部变成了记者,当初恶劣的生存环境得到了逐步改善。因此反过来想,他必须感谢文化,感谢新闻对他的恩赐。否则,他还是那个窝囊样子,还是被人瞧不起。可现在就不行了。市场经济大潮翻江倒海铺天盖地,龙的传人也好,各类杂交品种也好,劣种也好,都使出浑身解数涌向大海,在浪中在涛中竞技比武,人人在钱面前都平等了。不管你是学者,是教授,是文盲还是知识分子,只要有钱就能把想得到的东西得到。若是穷了,再多的知识再高的学问也不会使你变富。即使是国家主席,腰包空了照样得在食堂欠帐。记者永远是记者,你天天上人民日报头条也发不了大财,这就得开拓门路,穷则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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