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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他们是你的硕士导师?那些人,自己水平不怎么样,但又要显示水平高,就喜欢这种又臭又长——王大娘的裹脚布样的八股文章。这么多公司,拿去了还不是堆起,也许看都不看。你就像我说的那样写就行了。”

  “好嘛。”李一凡站了起来。

  “给你同学带东西吗?”刘枚指的是总公司办公室田主任的妹妹,她是一凡的大学同学。

  “啊。”她顿了一下,“明天再说。”

  3.深夜求救

  恺撒厅里,一个硕大的圆桌居于中央,桌前已经坐了几个人。鲲鹏公司的老总庞赀在这里请客,除仲秋外,客人都到齐了。

  他和仲秋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是同学加室友。他睡上铺,常使床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下铺的仲秋怕他把床压坏,就和他对调。个子大且胖,且音同字不同,于是,大家就叫他胖子,他也习以为常。除了在重要的场合,或者填档案、登记表之类, 他才写上自己的大名,其余都以胖子自居。他俩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分配时,仲秋因在不少报刊上发表了作品,被报社点名要了去。胖子被分到一个大学生成群的国防厂当了车间考勤员兼宣传员,在仲秋的帮助下他写的稿件上了党报,惊动了厂领导,才上调到了宣传部做专职通讯员。一篇《对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思考》在《企业改革》杂志发表,又被当时的市计委主任佟福喜看中他,调到了计委研究室重点培养,但班子换届后,新来的主任把他晾到了一边,不得已下了海,搞了个鲲鹏公司。在佟福喜的顾问下“鲲鹏”展翅飞翔,红红火火。当初曾说过见好就收,现在干到这个份上,欲罢不能,上了瘾,一天不弄钱、不谈生意就不舒服,就睡不着觉。

  仲秋一进来,胖子急忙介绍:“这是晚报社会生活部的仲主任,我的大学同学。这位是,”他指着仲秋右边的一个老同志,“原市计委主任、我的老领导、老上级佟老。新任经委主任是他的外甥,是许书记从北京要来的,中科院的博士。”

  “这位是,”他指着仲秋左边的一个年轻人,“这是市委组织部宣教处的贺处长,是不久前我市在全国‘公选’中从外地选来的,他们那个县还不放他,北京一国家机关也要他,最后,他选择了我们这里。是个大才子。最后这一位,”他拍着右边那位四十多岁的男子的肩,“是我的好朋友、中山区工商银行钟行长。这些年来,我的公司全靠他的鼎力支持。可以这样说,没有他做坚强后盾,就没有公司的今天。”

  这时的仲秋,已经听不进去胖子的介绍,他的思维,刚离开许琼,又被“公选”紧紧缠住了。几个月前,两江市召开大会小会,启动全市所有宣传机器,为市里决定拿出一定的处长、副处长,局长、副局长职位在全国公开选拔人才造势,还在互联网上发布。一时间,报名者云集。全国各地的有志者更是跃跃欲试;一些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的、在国外研究机构工作的具有硕士、博士、博士后等高学历的同胞们也纷纷报名,并万里迢迢,赶来考试。可是,自从考试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十足的虎头蛇尾!谁知被选中的“千里马”已经就位,而且面前就有一个。倏地,仲秋心里掠过一丝悲凉,为那些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参加“公选”的没有背景的热血男儿,为一直关注此事的新闻媒体,为那些关心组织人事干部制度改革的群众,也为自己……

  一时间觥筹交错,酒话连绵,可仲秋的心思还没回来,只是机械地喝着吃着应付着。

  贺逸平搁下酒杯,拈了一个才上桌的青口,将里面的肉、豆豉和汁水吮吃完后,用餐巾纸抹了抹嘴唇,说:“我给你们说个顺口溜,说是北京那边流行过来的。”他故意停住了,见几双眼睛都在盯着他,就一字一句地念,“省部级喝洋酒,得洋钞,抱洋妞;厅局级喝红酒,得红包,吻红唇;县处级喝黄酒,唱黄歌,看黄带;乡镇级喝白酒,写白字,打白条。”

  “你这和‘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一样,老掉牙了。”钟行长抢白了一句。

  正在剥膏蟹大夹的佟福喜叉开了话题:“还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什么酒都能喝到。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写白字,喝白酒了。”

  “不过,你们那时喝的酒不是一般的白酒呀!”胖子亲自在佟福喜的酒杯里斟上了酒,“老领导,你天天喝的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连剑南春、竹叶青都很少喝。你老福分呀!”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的表哥才有福分。”贺逸平又抢着说:“一个农民,文化也不高,不安心务农,东滚西闯的。嘿!到头来,他混发了,在京城,还成了人模狗样的一个人物。出国,喝洋酒、泡洋妞,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其实呀,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贺处长,”胖子接过话题,“你不该到这里来当什么处长,该到你老姐那去。京城那是一个什么世界呀?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两江呀,久了你就晓得厉害。还不如呆在你那个县中强。”

  仲秋呷了一小口波尔多干红葡萄酒,品了一会儿后,说:“你也说得吓人了。他既然能够到这里来,今后,也可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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