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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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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他的臂弯里,我的痛苦漂泊的心就靠向他的胸膛——那是无形的岸啊。我想我与周树森不同于那种缠绵悱恻的爱,那种温柔甜蜜的爱,它锥心刺骨,它深邃沉重。 现在我注视着眼前从窗帘缝隙里射进来的一块光斑,它照在周树森的脸上,使我清楚地看见他内心的疯狂冲动已经悄悄地融解为内在的温柔。我闭上眼睛,很快进入了梦境。我的梦境犹如离奇的花朵,它们的茎电线杆一样高而直,没有叶子,藕荷色的花瓣又大又厚,一层一层地围绕着电线杆般的粗茎,那情景让我真切地感到了梦与我们息息相关。 我梦见遭受污辱,被人诽谤攻击又被人用水泼到自己身上。 我梦见被人追赶,拼命奔逃又到处碰壁。 我梦见一个灰衣男人一下变成了一只大黑狼。 我梦见我漂浮在大海之上,被风、波纹,变化的水速,驶离了现实世界。 我梦见我身轻如燕,脚一点地就腾空而起呼呼飞翔。 我从梦境里出来,瘫软得像死过去一样。我睁开眼睛发现周树森已经不见了,我猛地像上紧的发条突然绷断地从床上蹿起来;床头柜上有一张纸条,是周树森留给我的,上面这样写着:“你使我的灵魂和世界都亮堂了许多。” 我飞快地穿上衣裳,跑到阳台上去看周树森,周树森刚刚发动好铃木摩托车,屁股上冒着青烟开走了。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黄昏了,马路上尽是下班族拥挤的自行车,天空污秽不堪。我想着周树森空着肚子离我而去,这一去又不知什么时候再来,心里便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知道我今生今世是离不开他了,我的眼泪证明我是多么爱他。这个流浪的侠客,又去哪里流浪了呢? 我的床单、被子里还有周树森身体的气味,地毯上还有他弄脏的烟灰和他丢下的一个打火机。我捡起打火机时忽然想起他曾经告诉过我他从小住在东风木柴厂附近。这一想起让我兴奋极了,我打算明天去他从小生长的地方。 东风木柴厂在东街路的北面。这条街是如今杭州城里比较破旧的一条老街,它像一根烂猪肠子一样横躺在好里。那里街两边古老的房子一间间都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显得苍老与疲惫。一些零零星星的烟摊、瓜籽摊、水果摊、夜宵摊分布在路两侧,肮脏的酒馆传出猜拳行令的声音。据说南宋时期这里也是比较繁华的地段,商行遍布,车水马龙。我漫无目的地骑着自行车,心里想着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这条街的传说。东街路拓宽马路的工程已经立项,不出两年就会上马,那时这些微微倾斜,墙壁斑驳脱落的老屋将被拆掉。我骑上一座桥,在石桥的一端突然与一个人相遇。他一边走一边喊:“停住、停住,你给我停住。”我发现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便大胆地打了一声招呼:“嗨,你好!”就停了下来,可他冲着我笑笑,与我擦身而过。他像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一样,走路很散漫,晃晃悠悠,有一种逍遥感。 我想象他为何精神失常。爱情?金钱?权力?事业?这世俗生活中能制约、桎梏和诱惑人的种种事物我都想了一番,可仍然是一团迷雾,得不到任何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丧失了世俗人要为之奔波、劳碌、明争暗斗的职称、官职、金钱、荣誉等等这一切为人所累的东西,那么他心中留下的那一点是什么?我胡乱想的时候,一只野猫鬼魂似地蹿过来撞翻了我的自行车,我像从地狱中爬起来似的,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前支住自行车,想到东风木柴厂附近的小巷子里转一转。这时几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打着口哨晃荡过来,其中一个小矮个子冲着我说:“小姐妹,你在这里找谁?”他说着拍了我一下肩膀。 我没好气地拿开他的手,说:“请你走开。” “你这臭娘儿们,不识抬举。”矮个子将手在我眼前划了一下,然后与其他两个男青年吹着口哨走了。我进入小巷里的一家酒店打听周树森。酒店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正在用几颗茴香豆下酒。他听我打听周树森,放下酒杯问:“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朋友,他疑惑地打量了我一下说:“树森他爹是我的朋友,我看着树森长大的。他家就住在真善美杂货店旁边。” 我找到周树森的家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会住在像猪圈一样的破屋里;我推开一扇木板门,就到了面积很小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纸板箱、废酒瓶、破椅子随处可见。我在窗前朝里望,看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躺在床上,他鼾声如雷睡得像死猪一样沉。墙上挂着一张十二寸左右的年轻女人遗像,地下的床头边放着一个暖瓶,一只痰盂。周树森不在家,房间里嗡嗡的一只苍蝇在飞来飞去。我出院子走在小巷子里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半个月亮从天边升出来,照着没有路灯的小巷。周树森还没回来,我在行人格外稀少的小巷里徘徊着,等待着他的出现。 大约在晚上七时半左右,周树森回来了。我老远就听见他摩托车的声音,我迎上去他惊讶地在我身旁停住,说:“你怎么来这里?” “我不能来这里?”我说着哈哈笑了起来。 “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他说:“我带你回去吧!” “不,不不。”我后退了两步。 “那就到我的贫民窟里去坐坐。”他有点自卑地说。 我跟着他走进他家里,在一张木条凳上坐了下来。他说:“我从小生活在这里,母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兄弟两人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在东风木柴厂工作,哥哥十八岁那年在城河里游泳淹死了。我高中毕业参军去了老山前线打仗,父亲孤身一人在家里开始酗酒。我从前线回来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了两年大学,后来转业回杭州搞体育工作。可两年前我辞职了,我喜欢做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流浪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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