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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你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呀!”姜和平嗔怪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现在是平步青云,而我是强弩之末,形势不可同日而语。看来呀,我也天生就是伺候人的命啰!”郝智说:“你别演戏了,你心里那点小九九,难道我还不知道?不过,路山的庙是真的小了,如果你还没有好的去处的话,路山不妨也可以作为你的选择。当然,也不是我说叫你到路山你就能来的,还要继续努力呀,你也要好好跑跑。怎么样,咱弟兄俩携手一把,说大了是为党为人民,说小了就是为了我们的理想和抱负。”姜和平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两个人下意识地把手握在了一起。

  郝智不会想到,当梁怀念一被立案开始调查时,姜和平已经开始对路山动起心思。他感到自己这十几年过得真不容易呀,现在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政坛里再努力一把。

  如果说当初上大学就对政治抱有远大志向的话,那还是受生产队长、公社书记们高高在上的地位所影响。姜和平的母亲自幼聪慧,是方圆百里的俊女子,苦于家庭生活困难,她没上过一天学。每次赶羊上山路过村里学校的时候,她总要驻足几分钟,慢慢形成了习惯,竟然也和学生们一样背会了许多课文。到了媒婆上门的时候,面对多少好家景、好劳力、好人样的后生,她一个也看不上。家里人把她逼急后,她才红了脸说,她什么都不图,就图找个文化人。可山大沟深的,全村里也没有一个能把高小念完的后生。她的婚事就这样撂着。也许苍天真的有眼,一场反右斗争把省城里的右派送到了村里改造。一个崇尚文化的山村女子和一个真正的大文化人,就在黄土高坡上演绎了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寓言恰当地注解了他们俩人的故事。姜和平出生几个月时,右派父亲在劈山造田的工地上被炸死了。他死得非常惨烈,血肉横飞的尸体是他那崇尚文化的婆姨一块块拼合入殓的。从此,她的心随着文化人走了,而身体还在,儿子更要生存。幼小的姜和平懵懵懂懂地看着母亲身上变换着队长、主任和公社书记,从而过着今天吃块豆腐、明天吃只鸡的令同龄人羡慕的生活。母亲期盼他成为文化人,而逐渐懂事的他更想离开这个令自己耻辱的地方,因此他拼命地学习,从农村到县城,再从县里越走越远上了省城的大学。他是带着仇恨和艳羡的矛盾心理走进机关的,在组织部工作的几年里,他明白了官场是最讲游戏规则的地方,尽管说大家都互相称呼同志,其实这里面等级是最为森严的,要比封建社会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任何文件规定,但干事对副处长、副处长对处长必须毕恭毕敬,资历浅的必须对资格老的俯首听命,这里像一座金字塔一样,上面的少数永远压迫下面的多数,新来的,你就是孙子!

  夹着尾巴做了几年人,和她妈一样聪颖的姜和平开始深谙官场,又发现这里其实是最不讲规则的,可以指鹿为马,把白的说黑;也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这里文化其实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她只是华丽的包装和虚伪的外壳。于是,他按照规则又不讲规则,开始走进了官场。讲规则时,他从小事做起,上班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为副处长添茶倒水,为处长打扫办公室,即使就是对办公室里的其他同志也有求必应,人家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就跑前涉后的比自己的事情还要当紧,赢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口碑。不讲规则的事情,他也已经轻车熟路地运作起来。组织部虽然不大,但部长可算是大官,一般的处长轻易和部长都说不上几句话,姜和平绞尽脑汁寻找突破口,部里发东西,他主动帮办公室里的同志送到部长家里,发现部长夫人属于很随和的那种类型,还经常在省委家属院门口买红薯,他就在街上买了一袋红薯,扛着进了部长家里,对阿姨说红薯是家里自产的。部长的儿女都在北京,他就包了部长家里所有的活计,但他从来不在部长在家的时候去帮忙。结果,一个迂回战下来就打了个大胜仗,部里新成立宣教处,他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副处长。

  部长升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办公厅工作,他跟随调到办公厅,顺便上了一个台阶,因为组织部的副处长到办公厅当处长是很顺溜的事情。官至副秘书长的时候,副书记调到北京,靠单线求官的路算是结束了,重新构筑新的关系,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省委正副秘书长有八个,副书记走后不久,秘书长之间重新进行了分工,原来主管农业的姜和平分管了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管吃喝拉撒睡和省委机关家属院那些琐碎的事情,离官场越来越疏远。要在仕途有什么进步的话,姜和平知道必须抓住年龄优势,尽快下到地市里,然而在这种尴尬的位置上,怎能找到这样的机会?

  当年姜和平的领导,省委那位副书记最近刚任中央一个实力部的部长,这个部可以说是地方的财神爷,下面准备上的大项目基本上都到了这个部里。就在梁怀念接受纪委审查可能卸任的消息传出来时,部长到省里来参加一个会议,然后看几个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部长的时间很紧张,上午在会议上做了讲话,下午就乘飞机下到地市。为了显示隆重,省里早在三天前就派两个豪华车队到了地方上等待着部长,于是出现了地上接力和飞机赛跑的情况:一个车队在这个地区的机场等着时,另一个车队早到下一个地区的宾馆候着了。作为接待负责人,姜和平在地面上指挥了“接力赛”,和部长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打个照面,部长热情地叫他一块吃,大家都知道这是套话。部长的房间是他亲自安排的,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因为每天去的时间早了,房间里总有书记、省长坐在那里说话,他们离开之时也到了部长休息之时,这个时候去找领导是最讨人嫌的,会起反作用。几天一眨眼就过去了,但他却没有找到单独会面的机会,眼看部长次日就要启程回京,他终于想到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那天晚上,当着省里那么多领导的面,他拎一袋在市场上买的红薯送进了房间。部长看见红薯颇为感动,留许多人在会客室里,而把他单独叫进卧室,简单叙旧后问他现在的工作情况,有什么想法,还说他是个好同志,到北京国家机关去了也是有水平有素质的好干部。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就不客气地提出能下基层锻炼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部长说,到基层是好事啊,年轻人就应该有这样的魄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嘛!答应上飞机前就给省里的领导说说看。果然,肖琦第二天给部长送行时,部长就意味深长地提起这事,说姜和平这小伙子不错,跟我多年了,还真的想把他带走,但想到地方上人才缺乏,只好忍痛割爱留给你了,但你们也要给他压担子呀。听说路山地区的班子严重缺员,就叫小姜去锻炼吧,何况那个地区也是我们部里开始高度关注的地区。部长感叹地说,岁月如梭呀,再好的人才也经不起时间的折磨啊,一晃又像我这样老态龙钟了。肖琦也附和道,你这个老组织部长的眼光是错不了的,是人才我们当然会重用的。姜和平得到这样的信息,十分自信,都考虑起到了路山该怎么开展工作的事情了。谁知道,过了仅几天时间,郝智却成了横空里杀出的一匹黑马,肖琦主动和他谈了话。

  郝智在地委大院同纺织厂上访工人对话后还不到一个月,厂里的三千多职工就拿到了一个月的下岗补贴。这是他指示魏有亮和财政局想方设法挤出来的资金,还动用了10万专员基金。当然,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后来又由行署出面,财政局做了担保,给工商银行说了好多好话,一次性贷出半年的最低保障款。尽管说大家都知道政府给企业担保贷款现在的政策根本就不允许,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渡过眼前难关,稳定全区第一大国有企业,应该比什么政策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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