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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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只留清气满乾坤　　文 / 刘扬体　　1995年秋天，我从屏幕上认识了不曾相识的张雅文。　　那年十月，中央电视台播出过一部催人泪下而又发人深省的电视连续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这部剧从我国落后地区的农村现状出发，由新旧蜕变中人们生存处境变革的紧迫性着眼，在极具生活原貌的背景上，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更新，人格心理意识重建与人物跌宕的命运熔铸在一起，因而使其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在美感深度上显得很有分量。作为被此剧吸引的观众之一，我即由此记住了编剧的名字。　　五年后的金秋十月，在中国妇联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这位自称运动员出身，体态轻健，风神隽爽的女作家。她拿出了独自去比利时采访后写出的剧本初稿《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请求与会者说长道短，自由论证。剧中女主人公的原型钱秀玲，二战时期在比利时的传奇经历以及她的崇高思想，令人油然起敬。张雅文在得知钱女士的事迹大略后，立即自费只身赴欧采访，在语言不通又无翻译的情况下，其所历所为，包含着多少困窘是可想而知的。而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张雅文在布鲁塞尔、艾克兴市和艾海德姆镇，不但迅速赢得钱秀玲女士及其亲属的信任、比利时众多人士的支持，还对这一题材作了深入的开掘，因而很快写出了剧本。随后不久，小说构思的轮廓也大体有了眉目。现在，我终于有幸最先读到她的这部小说了。我想首先告诉读者的是，一位作家最可贵的，不仅在于她有充沛的创作激情，还在于她的激情始终伴随着对生活、对人民的挚爱。有了这种挚爱，才使得她闻风起舞，面对着钱秀玲这样一位平凡而又伟大，既代表着中国女性也代表着全体中国人的人格力量与精神境界的人，立即生出一定要为她写心立传的冲动。人们所说的创作激情，那种敢于探索、敢于独创的精神，其实是以此——为庶民立传、为天下写心——为旨归的。我从张雅文的创作成果中，惊喜地瞥见了这一精神的掠影。　　现在，有关钱秀玲女士的传奇经历，已在我国多家报刊上广为传布。她在二战期间拯救一百多名比利时人的英雄事迹，对新闻报道说来只需依凭素材稍加整理即可，而要摆脱原型局限，写成更加动人更富感染力与震撼力的小说，却非有不脱离历史真实的大量想象与艺术虚构不可。这种虚构，对一部成功的作品说来，不仅要求其在某些情节段落、某些矛盾冲突和结构布局里不能脱离二战的背景，而且在一切方面都不允许脱离，在一切方面都不能忽视人的情感和理性。作者一旦进入创作领域，就不能仅仅看到这一题材所包含的传奇性，还应同时看出它的特殊性。因为，这部小说的背景虽是二战，虽然有炮火硝烟，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其所要写的却并非或主要不是战争本身。她要写的是战争中正义对邪恶、生命对死亡、人性对兽性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却主要是通过在两种文化滋养下的中国姑娘的人格力量来完成的。若以音乐作品的类型为喻，那么我要说，这部小说不像是气势磅礴的大型交响曲，而是雄健博丽、婉转沉郁的交响音诗，在其所包容的文化意蕴。情感内容、道德指向、时代主题与审美价值的确立上，无不鸣响着以呼唤人性回归为主调的抒情色彩。抒情，不必尽皆轻柔曼妙，也该有清隽挺拔的一类。在创作题材的开拓上，张雅文以孜孜以求的精神，开创了我国当代小说以域外反法西斯战争为表现内容的先河。她所作出的尝试，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当然，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重要的不在题材选择，而在于形象塑造是否有新意有深度。这部小说虽有原型可依，乍看起来，似乎好写，细一想却很难。　　首先难在如何写金玲。美丽、善良的女主人公金玲，面对着的是凶残的盖世太保和希特勒派驻比利时及法国北部的最高军事长官。她该怎样才能躲过法西斯鹰犬们的盯视和追查，识破他们的阴谋，跳出他们的圈套，又该怎样才能让那位尚能顾念旧日情谊的德军总督，超越战争的血腥逻辑和狭隘的民族观念，理解反法西斯人民的愤怒，正视生命的尊严呢？原有的素材远远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当我读完小说后，不禁要为作者为此而进行的大胆而又合理的虚构喝彩。战争是无情的，但生活却在继续。哪里有生活的河流，哪里就会有生命的欢歌。金玲能由身处异国他乡的局外人，成为游击队的协助者，最后更成为游击队的战士，自然是战争教育了她，但同时也与她和维克多的爱情经历分不开。年轻的维克多既是医生，又是地下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作者非常细腻生动地写出了金玲和维克多磨难重重的爱情。他们的爱情经过战火洗礼，经过生生死死的考验，其所达到的程度与和平时期花前月下之爱是迥然不同的。书中所显示的爱情的力量，其实就是两位英雄充满性格光彩的人格的力量。当这种力量植根于为正义而战的事业之中，并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护持时，它所迸发出来的人性的光焰，是足可抗御强敌，烧毁一切邪恶的！金玲出身于我国江南名门世家，近代史上的女英杰秋瑾英勇赴义的事，我揣想在她少年时定当有所耳闻。“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书中的金玲不像鉴湖女侠那样豪气外露，但她骨子里却同样蕴藏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她那恬静秀丽的外貌掩映下，威武不屈的烈火一直在内心里燃烧。小说写出了金玲秀外慧中富于东方风韵的内在美，在美丽的金玲面前，所有丑恶的东西都显得十分渺小。书中的德军上尉尤里，盖世太保中尉亚当利来与金玲发生的纠葛，在作者笔下，都不只是为了给情节的枝叶增添色彩，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写出历史的真实，从而使金玲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　　再，难在如何写霍夫曼。焦点是，金玲依靠什么力量去唤醒霍夫曼尚未泯灭的良知。霍夫曼——德国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原型（《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曾三次提到他）1934-1938年间，曾在中国担任过国民党军事顾问，其时，与钱秀玲女士的堂兄交情甚笃。有关其人的素材，仅此而已。聪明的作者通过一系列人物关系的设计和精心描绘的细节，为读者打开了这位德国将军心灵的窗户。小说中金玲的父亲是江南著名的中医，霍夫曼在金家养伤期间，不但受到了最好的治疗，还得到了小金玲这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所给予的天使般的照顾和温暖，因而在他和金玲之间存在着远非泛泛之交可比的忘年情谊。为了强化霍夫曼对战争的反思和自省，作者还写了他和妻子米丽亚、儿子瓦尔加，不得不听命于战争安排而发生的情感纠葛，及在这种纠葛中表现出来的沉沉绵绵的骨肉之情。冻馁不堪、伤痕累累的瓦尔加，倒在苏德战场的茫茫雪地里，他用年轻生命的惨夭，为霍夫曼敲响了反思战争罪恶的警钟。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本书有关斯普林特这一人物与霍夫曼关系的描写。我非常欣赏作者由此而展开的想象及其构撰的生动情节。有了这位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德军高级将领，作者才有可能进一步借助个性化的手法，大大拓展全书的视野。法西斯的气焰是嚣张的，但就在其看起来还很强大的时候，它的内部即已生出反叛的力量。斯普林特的地位使他能统观全局，作为霍夫曼的好友，他在向赫通报战局实况，痛陈戈培尔之流的谎言和梦呓时，不但使霍夫曼对战争结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还于有意无意之间促使霍夫曼暗暗下定决心，尽一切可能帮助金玲。总之，金玲的拯救行为能否成功，直接面对的是霍夫曼，而她所不知道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少不了的人物，就是处在希特勒身边以“柏林总部”的名义从中转圜的斯普林特。而这位反希特勒的德国将军，却自始至终并不了解霍夫曼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听从了金玲大义凛然的召唤，是在回报金家往昔的深厚恩惠，也是在忏悔自已难以自赎的罪恶。作者这样写，并未违背艺术所要求的历史真实。因为，金玲的人格力量，她的智慧和胆魄，她对霍夫曼构成的感召力，其实都不仅仅来自金玲自身，而是来自一种人性深处的文化合力。作者在让这种合力发挥作用的时候，又总是按照艺术的规律，通过动人的细节去完成。比如，她写了金玲眷恋江南丝竹，同时也写了霍夫曼对德国古典音乐的酷爱，在音乐的爱好上两者的文化情趣是相通的，而陶冶在美妙音乐中的心灵，则往往会缩短他们实际存在的距离。总督府内霍夫曼流泪弹奏米丽亚遗作的镜头，与苦难的小镇夜空中，不时会有婉转低昂的琴声从金玲居住的小楼窗户里飘扬出来，这样的描写是令人难忘的。可以说，当金玲逐步成为反抗法西斯的勇士，而霍夫曼在她面前不由自主地发出“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的忏悔时，这两个艺术形象就已树立在读者面前了。从人物刻画看，金玲与霍夫曼，都已突破原型而属于作家的艺术创作。二者相较，霍夫曼这一形象在中国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更具独创性。　　还有，如何写比利时人民的反抗。二战时期比利时虽被德军占领，但它的人民却从未放弃抵抗。哪里有血腥的压迫和杀戮，哪里就会有拼死的反抗和斗争，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终究会赢得战争，这是历史的真理。但要写成小说，仍需作者根据采访所得进行大量的加工。在这个问题上，画出群像似不难，难在写出有个性的人物来。让人心仪的是，张雅文既写了小镇游击队个性鲜明的领导：西蒙、兰伯、维克多，又写了拉丽特、豪特和西拉里这样一些英勇机智、性格不一的游击队员。小镇地下反抗规模不大，但对敌人的打击却十分有力，为符合这一历史特点，作者在情节置换上并未大肆铺排，而以悬念迭出、起伏有致取胜；在形象描绘上特别注意让书中人物处在相互递进之中，所以读来让人感到十分可信。比如，豪特由莽撞到沉着，付出了血的代价；维母、拉丽特、玛丽等人对金玲的误解、释疑与护持，都有一个过程。有一些人物，在斗争漩涡中所经受的心灵撞击，因在情节链条上早有互动式的递进描写而深具震撼力。兰伯和西拉里这对出生入死的战友，牺牲前在狱中意外相遇的情景就很感人。这时，也只有这时，西拉里才明白他昔日的上司，遍体鳞伤的兰伯果然就是游击队的领导人。而另一些情节，如维克多、拉丽特被送往集中营后，谁都不曾料到在纳粹覆灭前，见到送进这里备受折磨的一名囚徒，竟然是霍夫曼。他们在集中营里相遇的这段经历，为以后的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发展，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此外，作者还写了视死如归的年轻画家吉里勃克，善良正直的神父，卑鄙无耻的比奸，以及盖世太保中为我所用的情报出售者。他们和上述人物一起构成了战争时期形形色色的群像。游击队的成长壮大，金玲在战争中经受的磨砺，霍夫曼最后的认罪和接受审判，放在这样的背景和历史的时空平台上，也就显出了生活的厚重感。　　小说亦如其它艺术品，完成后，难免会留下某些遗憾。这本书在某些可望加强抒情描写的地方，所用笔墨似觉不够强烈，主要人物所经历的内心矛盾和情感煎熬，有时写得不够细腻，情绪和氛围渲染的力度，尚有某些欠缺。拉丽特对霍夫曼产生的爱情，虽有历史事实和原型作根据，但在小说自身的建构中却少了一点儿动人的情节，未能从中升华出扣人心弦的感染力。我愿把这些看法写在这里，是因为张雅文与那些两眼朝天的作家不大一样。照我看来，一个作家没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绝对不行，没有谦虚自省的精神，也会使其坐井观天。张雅文不是那样的人。她是一位写过不少好作品，而且不止一次在文学和电视评奖中获得过较高奖项的作家，但她并不以此自傲。“我是运动员出身，所以有比较坚强的毅力，不怕创作艰苦，渴望获得他人帮助”，从她的自我剖自中，可以看出其人品个性所蕴含的内在优势。她写小说，完全是通过勤奋好学和刻苦磨砺摔打出来的。我欣赏她的坦诚，也欣赏她对创作所采取的永不放弃的态度。　　“西风吹雨叶还飘，忆我同袍隔海涛。”（唐·李洞：《怀张乔张霞》）从历史与艺术真实中走来的金玲，在战争中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面貌似强大的盖世太保却如吠日狂犬早已灰飞烟灭。读完全书，金玲的形象久久盘旋在心中，她让我想起明人王冕的诗：“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墨梅》）是啊，真正的人追求的是什么呢，最高最值得的追求，不就是这种境界吗！　　2002年1月26日，于北京美丽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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