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黄昏(54)_李蒙

五十四

　　到了崇祯朝后期，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朱由检的滥杀也日趋严重。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今甘肃华亭）县令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懂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其实只能用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面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经常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明末农民大暴动

　　为了支持对后金的战争，崇祯帝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是赋役征收之外的掠夺性的财政措施，依军需决定征收额，其加派额直线上升，结果造成"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起义不断。

　　也就是在错杀袁崇焕的崇祯三年（1630），农民起义军的声势壮大起来。当时陕西连年发生可怕的旱灾和蝗灾。老百姓先是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就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就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最后腹胀而死。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了。一些不甘愿饿死的人就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武装群众的领袖中，以安塞的张献忠和米脂的高迎样最为著名，高迎祥称"闯王"后被明军生擒送到北京，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举继任闯王。

　　李自成攻城掠地，每遇顽抗，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五六天，城破以后差不多要斩尽杀绝，还要毁平城墙。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他曾三度围攻开封城不下，最后挖开黄河大堤，淹死沿岸兵民数十万人。后来他的队伍中加进了河南杞县举人李岩、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人作谋士，建议他停止报复性的屠杀，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才逐渐得到民众的拥护。

　　崇祯帝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起义军，一是讨伐，一是招降。讨伐是军事行动，但腐败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山西总兵张应昌兵团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民间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勤政无功，反贪可笑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崇祯帝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经常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他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他总是鸡鸣就起床，深夜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他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他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帝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批抨。

　　崇祯帝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卖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崇祯帝的这种节俭，有时发展到吝啬的地步了。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但同当时"竭泽而渔"的沉重税收相比，皇帝个人的这些小节约对人民生活毫无帮助，甚至还是有害的。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帝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价10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不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崇祯帝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不入国库，甚至到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城的时候，也不肯拿出来，可以说是要钱不要命，吝啬到极点。但他却大谈节俭，要求所有官员都廉洁，真是迂阔可笑。

　　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帝时指出，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而他还不喜欢交际，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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