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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江主任对着苏主任的背影耸一耸鼻子说:“一个小小的股长,放到厅里去办公桌都不一定有他一张,我客气叫他一声主任,他还要跟我讨价还价。”

  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连个股长都不是呢。看江主任的脸色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有时极为敏感,有时又极为迟钝,要看面对的是谁,他们的某些感觉器官,只是在某些场合比如大人物在的场合,才会打开。

  我没有应和他的话,他也没察觉什么,又说:“小池你是厅里的人,要站在厅里的立场上说话。”

  我说:“这几年洪水多,发病率提高了可能是真的。数字报上去可能会把上面吓一跳,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不报上去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他只是个科长,在厅里也不直接管我,我说话也没太多顾忌。他忿忿地说:“我当了省血防办主任,说起来是一粒绿豆官,想做点好事的心情还是有的吧,心还不那么黑吧。可谁叫我在厅里坐了这张椅子。把椅子一抽,砰地就摔倒了,让你摔一跤那理由一定是很充分的,苦是诉不出来的。只是摔一跤就别想再爬起来了。

  我四十岁的人了还敢摔那么一跤?四十岁再被小科长处长指东划西,我脸往哪里放,还活个屁!不说别的,老婆那里就没法交待。”

  我说:“说起来你也没有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苏主任他也没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他连声说:“那不是,那可不是!大为你没活到四十岁,活到四十岁你就知道了,回过头看,你二十年前刚进那张大门的时候就被预设好了,还想按自己的心思去做点什么?”又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屁股下面没张椅子,把头夹在胯里做人,那滋味你去品味品味吧。”江主任到电信局给厅里打电话去了,我靠在床上想,果然每个人还有没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入了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他不能对抗,因为他对抗的并不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必须按照预设的程序进入既定的轨道,神秘的力量从来就不怕谁聪明谁倔犟,孙悟空还不聪明不倔犟吗?他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没有?于是每个人都依据着适生的原则,服从了这样一种预设,谁也别吹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除非他真的活够了。

  不知道厅里和县里是怎么谈的,但抽查点还是定在了五华乡。

  我在招待所等了两天,江主任不时地去打电话,定下来以后就下乡了。

  我们一行五人,每天主要就是作粪检,又请了几个老乡在划定的范围内找钉螺,测评钉螺的密度。

  我心里很不好受,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穷了。吡喹胴不算贵,可很多病人就是买不起。这种药对肝脏有损害,可几乎没有服药者按规定同时服用护肝的肝泰乐。

  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一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我不是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

  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

  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他们都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去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

  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

  他说:“是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

  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

  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

  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

  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

  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

  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

  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

  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

  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

  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

  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

  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

  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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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一兵说得不错,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证明,对世界我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在无法抵抗的时候抵抗,在不可拒绝的时候拒绝,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开始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自己。

  我需要承担,没有承担的沉重比承担的沉重更加沉重。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如果我竟以一种世俗的理由挣断

  了这条链条,我的世界就沦落了,就陷入了意义的真空。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这种真空,不可自拔。因此承担哪怕痛苦的承担,是一种巨大的幸福。现在我有了机会,我不能放过,我不能剥夺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世事我还没有绝望,因为我不愿意绝望。

  我内心吼一声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而难以克制,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无论为那些村民们也好,为我自己也好,我都应该把这一声吼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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